生命最后3年 他推開良渚文化的大門

　　1937年7月22日，浙江一位年輕的地質學者寫了一封言辭懇切謙恭的信，收件人是考古學家梁思永、董作賓。信中說，“晚因以發表熱之幼稚病，貿然將此報告出版，中心惶恐無似。幸先生不棄指示為感。”又說，“雖然晚報告之內容不足道，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屬創見。”寫信人名叫施昕更，這一年他才26歲，信中所說的“報告”，即他的成名作《良渚》。

　　考古學家石璋如在其口述回憶中講述了事情的原委：“在戰前，施昕更在住家附近調查良渚遺址，寫了一本報告，在出版前寄一份清稿給梁思永先生，想請以考古著名的梁先生寫序，梁先生把報告交給劉燿，要他先看里頭的情形，還沒看完就爆發抗戰，事情便耽擱下來。在復員之后，我知道事情原委，也看過報告，就想去見施昕更，也想實地觀察良渚遺址，到了西湖住下時才知道施已經去世……”

　　施昕更逝世于1939年5月29日。當時他正擔任瑞安縣抗日自衛委員會秘書，4月初起接續患上猩紅熱與腹膜炎，中西醫醫治無效，不幸離世。30日上午，瑞安縣為其舉行了公祭。

　　近日，由于“良渚古城遺址”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正式成為中國第55處世界遺產，良渚這個江南小鎮，連同生于斯長于斯的施昕更一起，再一次進入人們視線，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施昕更在辛亥革命之年出生，曾就讀于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附設高級工科職業學校藝徒班紋工科，專攻繪圖專業，后因家境拮據，輟學回家。1929年，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施昕更被錄用為講解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文物和礦物標本，令他眼界大開。后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成立，他來到博物館的地質礦物組工作。在參與發掘的過程中，他發現有些器物在老家良渚時有發現，就此展開了對良渚的調查，“終日躑躅于田野阡陌之間，不以為苦”，終于有了震動全國的發現。

　　囿于當時的認識，施昕更認為良渚遺址“從其本身的文化特質上看來，是與山東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那是無可疑義的”。到了1939年，梁思永提出良渚遺址為代表的杭州灣地區史前文化具有地域獨特性。他在《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將“杭州灣區”列為龍山文化的三個區域之一，所根據的就是施昕更的研究成果。他還注明施昕更此文乃“杭州灣所發現的可利用的唯一資料”。20年后，考古學家夏鼐在《長江流域考古問題》的講話中正式提出“良渚文化”，并將其與龍山文化區別開來。

　　施昕更只活了28歲，生命的最后幾年正是抗戰軍興之時，他客居瑞安，一邊從事良渚考古研究，一邊從事抗日活動，把濃厚的家國情懷寄托在科學事業之中。他的兩個孩子分別取名“憶良”“建良”，最重要的著作也以家鄉“良渚”為名，書的序言是他在瑞安時所寫：“中國絕對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歷史明明告訴我們，正因為有淵源悠久、博大堅強的文化，所以我們生存在這艱巨偉大的時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來保存我國固有的文化，不使毀損厘毫，才可以使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堅定不拔的信心。”拳拳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在“良渚文化發現者”之一身份之外，施昕更其實也是一位十分優秀的科普作家。他傳世文章不多，主要是地質和礦產。比如，1937年他在《浙江青年》上發表的《杭州附近地質觀察》一文，深入淺出地講述了杭州山山水水的地質情況。施昕更的另一篇文章《語石二則》，更是對中國利用化石的歷史作了詳盡的闡釋。這篇1.7萬字的長文，至今讀來，依然很有價值。他在文中提出，“我們常常可以在藥鋪里看到石燕、龍骨、石蟹，這些東西，其用于藥品，已有相當歷史，一般傳說，龍骨是龍的骨頭，石燕是風雨天可以飛的石頭燕子，許多荒誕的話，很容易使人誤解”。“我國對石的把玩，古成風尚，翡翠火齊，瓊瑰美玉，素稱珍品”，但是，“我國雖早已發現了化石，而對于它僅有一種好奇玩賞的心理。并僅觀其形狀，而賜其嘉名，更誤以靈氣所鐘而生成的東西。”

　　由于缺乏科學研究和普及，中國人缺乏對化石的科學認識。施昕更致力于改變這一局面，不論是藥用的石燕、石蛇，還是裝飾把玩的蝙蝠石、寶塔石，他都先廣泛引用《本草綱目》、地方志以及《池北偶談》等筆記小說中的記載，說明中國古人的看法，繼而以現代地質科學知識逐一加以辨析說明。比如，蝙蝠石向被用以制作硯臺，施昕更的“名詞解釋”如下：“按蝙蝠石，并非蝙蝠所化，乃三葉蟲之化石，其蝙蝠形之一種。其尾旁有長刺，左右張開如蝙蝠，故有是名。其背中具環節，形亦有似于蠶腹。此項化石，產于北方中寒武紀山層中，亦為北方中寒武紀標準化石，其地層在山東大汶口分布最廣，故盛產蝙蝠石著名，因蝙蝠石在中國已早成一種珍奇裝飾物。山東大汶口鄉人，恒采此石，制成鼻煙瓶、屏風、文具之類，銷售各地，可稱為專有買賣。”這段話不過五六百字，言簡意賅，放到今日，也堪稱科普小品典范。

　　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施昕更這樣寫道：“當此世界學術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恥辱名詞也。欲洗刷之，則形式皮毛不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謂學術救國等），非至實際之陣線努力不可。”施昕更也正是這樣做的。今日我們歡呼于良渚申遺成功、緬懷前賢，也更應光大其務實勤勉的治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