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死亡真正迫近時 很多人不知所措

漫畫：徐簡

我是一名27歲的醫學博士生，經受的第一次生命教育，大概就是小時候的非典疫情。那時，每天看著電視里播報的染病人數和死亡人數，幼小的我初次認識到生命的脆弱，也為醫生的偉大而感慨。或許正是從那時開始，我的心底便埋下了從醫的志向。

我專攻的醫學領域比較特殊，離“死亡”也比一般的醫生更近。讀碩士期間，我在腫瘤外科，讀博士期間，我則來到了腫瘤內科。這兩個科室之間的差別，簡單來說就是早期腫瘤可以通過外科手術切除，生存和預后相對較好；而不可切除或是已經轉移的腫瘤，則只能去內科進行化療、靶向治療或者免疫治療。因此，在腫瘤內科，醫生們往往會見到更多的生死離別。

學醫之前，我一直以為“生死”離我很遠。身邊的親屬大多身體健康，關于死亡的概念來自老師，他會說：生死是人體的自然過程，也是人類進化演變的過程。然而，真正見證過生死離別，我才發現：這種十分籠統的抽象概念，對于真正的生死場景而言，是十分蒼白無力的。

人們常說：醫院比教堂聆聽了更多的禱告，事實確實如此。大部分患者在第一次面對生死時，都很茫然，他們知道死亡終會來臨，但當死亡真正迫近之時，大都會不知所措。在腫瘤外科，我見過許多家屬在得知沒有手術機會之后瞬間崩潰。可能在當下的環境里，大多數人都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一些傳統的思想，使得人們避諱提及死亡，好像不談它就能夠遠離死亡一樣。這就使得人們在真正面對死亡之前，很少有機會去認真思考這個人生的終極命題。

其實，不僅患者和家屬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生死，許多和我一樣的青年醫生，同樣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最近我正在讀一本書《最后的期末考》，作者陳葆琳在書中剖析了美國醫生和患者面對生死時的情況，他說：病人臨終時，醫院往往會讓家屬與病人共處最后的時光，不去叨擾。這種按流程行事的做法，使得醫生不必去直面生死，為醫生提供了一種安全感。然而事實上，這意味著醫生在面對生死時，選擇了逃避，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向患者和家屬解釋死亡，更不知道他們需要什么。

要讓病人能夠有尊嚴而平靜地離開，其實需要醫生能夠陪伴家屬，向他們解釋生命離開軀殼的過程，讓病人和家屬感受到某種慰藉。病人需要體面、需要理解、需要傾聽。醫生的職責，絕非僅僅像一名機器維修工一樣，“維修”他們的身體，同時也要盡可能維護人性與尊嚴。

我在讀碩士期間跟隨導師顧晉教授一起出門診時，曾親身經歷了一件事，讓我對終末期腫瘤患者有了深刻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適當的治療？那是一名30多歲的男性，不幸在直腸癌手術后出現了造口復發，而且有可能已經發生了肝轉移。病人跑遍各大醫院，均被拒絕手術治療，醫生們建議他去化療，但巨大的腫瘤和造口的暴露，使得患者生活質量很差，難以和家人正常相處。當他來到門診的時候，顧教授看完病例和檢查結果后，依據外科的治療原則準備拒絕手術。但是，患者的懇求卻讓人十分揪心：“大夫，您要不給我做，我就只有等死了，我的孩子只有4歲，我想看著我女兒長大……”

顧教授思考片刻之后，決定為了一個年輕父親的請求，冒險做一回手術。后來，我們詢問顧老師為何決定手術時，他回答：“我也是父親，我知道一個父親對孩子是多么重要！”盡管一些業內人士認為，該手術很難延長患者的生存，甚至提出，一旦鬧出糾紛，教授可能會“晚節不保”。但是，患者出院前說的一句話，卻讓顧教授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說：“大夫，您知道嗎，手術之前我的女兒都不讓我抱她，現在我可以和她一起去公園了。”

這不禁讓我思考：治療究竟是為了什么？死亡既是生命的終點，又是生命的延續，對于這例晚期病人的“尊嚴手術”，我感受到的是醫患之間的一種默契。也就是醫生和患者對于生死，對于生命尊嚴的認知是一致的。雖然治療方式看起來并不遵循“指南”，但我相信，對于這名患者而言，這樣的治療方式才是最佳的選擇。

隨著醫學人文的發展，臨終關懷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并非一種治愈療法，而是一種專注于在患者將要逝世前的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內，減輕其病癥、延緩疾病發展的醫療護理。安寧療護病房在中國雖然起步較晚，但正在迅速發展，預示著臨終問題已經得到大家的重視。

醫學是有限的，也是溫暖的。雖然我們常常把“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句名言掛在嘴邊，但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在未知中摸索從醫的真正意義。醫療終究是人文關懷的問題，醫生應該對死亡有更充分的認識，同時，能從患者及家屬角度理解他們需要什么，這樣才能還原醫療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