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理財轉型爬坡過坎
90%以上的投資組合收益來自資產配置戰略,僅不足10%的比例歸于投資標的選擇、市場機會擇時等因素。在經濟轉型期,銀行的財富管理更要重視大類資產的組合搭配,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市場變動狀況和客戶風險偏好調整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持續優化整體投資的風險收益結構————
日前,隨著招商銀行理財子公司“招銀理財”開業,我國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隊伍再度壯大,此前,工、農、中、建四大行及光大銀行理財子公司均已開業,興業銀行、浙商銀行理財子公司等也已獲批籌建。
毫無疑問,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運行,標志著占我國資管市場份額20%之重的銀行理財正在迎來發展史上的大轉型。當然,轉型中的諸多問題也有待妥善處理。銀行理財轉型的路徑和方向是什么?面對新變化,投資者接下來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準備?
轉型四大問題待解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2018年4月“資管新規”發布實施,標志著資產管理行業“統一監管”時代到來。隨后,理財新規、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以及近期的理財子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等配套細則逐步落地出臺。
以上改革措施的核心要義有二,即“去杠桿”和“資管業務統一監管”,為的正是引導銀行理財回歸“代客理財”的業務本源,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在業務層面則具體表現為兩大變化,一是理財產品的凈值化轉型,打破剛性兌付,厘清“存款”與“資產管理”的概念;二是商業銀行成立理財子公司,將資管業務通過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來運營,強化風險隔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上變化短期內會對市場帶來一定的沖擊,目前四大問題有待妥善處置。”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潘光偉說。
一是存量資產的處置問題。根據資管新規,金融機構的業務過渡期將至2020年底,雖然尚有一年多的時間,但從目前執行的幾種壓降路徑看,自然到期只適用于部分資產,提前還款還存在著契約修訂障礙,打包和發行新產品困難。如何拓展化解存量資產的方式和渠道,以市場化、多元化、專業化的方式審慎妥善處理存量資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
二是理財子公司面臨著定位及發展等一系列問題。首先,理財子公司與母行之間的關系如何梳理?其次,理財子公司如何差異化發展?盡管理財子公司在客戶基礎、資產規模等方面具備比較優勢,但與公募基金等資產管理機構相比,仍存在投研體系不足、市場化激勵不到位等劣勢。
三是投資者教育問題。受長期的“剛性兌付”和“預期收益”影響,投資者已對銀行理財形成了“感性選擇”。但2020年底過渡期結束后,銀行理財要打破“剛兌”、完全實行凈值化管理,風險將由投資者自擔,因此,“感性選擇”必須要向“理性選擇”轉變。
四是銀行投資研發能力不足問題。過去,銀行擅長投資債權類資產,整體風險偏好偏低,即便是銀行系的公募基金公司,股票投資的比例也明顯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資管”而非“存款”
針對以上問題,業內人士開出了“四劑藥方”:一是運行模式公司化,二是理財產品凈值化,三是資產配置多樣化,四是投研能力專業化。那么問題來了,面對按照以上路徑轉型、發展的銀行理財,投資者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不可忽視的是,目前仍有不少投資者對銀行理財轉型有所誤解,甚至有聲音稱“銀行要把風險轉嫁給百姓”“百姓資金不再安全”等。因此,厘清“存款”和“資產管理”的概念十分必要。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銀行理財‘存款化’,隱性剛兌壓力相對較大。”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說,造成這種局面,一方面與金融機構在業務宣傳推介過程中有意無意的“模糊處理”有關,另一方面與事前風險責任界定不清有關。
尚福林表示,銀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是債權債務關系,而資管行業更多的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或信托關系,即“受人之托、代客理財”,如果混淆了二者的關系,也就混淆了法律責任的劃分和認定。
“金融活動是財產權的一種實現形式,其法律關系決定了收益權和風險責任,各類金融工具主要有四種基礎法律關系!敝袊嗣胥y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說,一是債權債務關系,主要包括存款、貸款、固定收益產品(如債券等)、金融衍生品、保險等,需要說明的是,金融衍生品和保險本質上不是債權關系,但當出現違約并最終清算時會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所以將其暫歸此類;二是權益關系,包括股票及各種權益憑證,權益關系是收益權與管理權的結合;三是信托關系,包括基金、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信托受益憑證等多種金融產品;四是保險關系,本質是大數法則下的互助關系。
“資產管理產品的金融屬性應當是證券!眳菚造`認為,將集合投資計劃,即集合資產管理產品界定為證券,這是資產管理市場最關鍵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認識,整個資產管理市場就欠缺明確的法律基礎。
資產配置能力迎考
厘清以上概念后,擺在投資者面前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必答題”:打破剛性兌付后,在選擇銀行理財時,如何從“感性選擇”轉為“理性選擇”?也就是說,今后在挑選銀行理財產品時,我們要挑什么?
答案是考察“代客理財”金融機構的資產配置能力和投資研發能力!袄碡數暮诵脑谟谫Y產,而資產的核心在于配置管理。”渤海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李伏安說。
李伏安表示,在剛性兌付時代,銀行理財業務以銀行信用作為背書,大多是用信貸管理的觀點來經營理財資金的投向,風險控制環節多由風險部門負責,底層資產環節多由公司業務部門負責,資產管理部門的角色卻往往是“通道”部門和“過手”部門,重點關注的是負債端而非產品端和資產端。
“更多管理的是因錯配而產生的流動性風險,而非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對市場風險及其對應的風險管理手段、方法和模型并不熟悉,因此在業務邏輯上更像傳統的存貸業務而不是資管業務。”李伏安說。
在打破剛性兌付后,理財產品正在向估值凈值化、資產標準化的方向發展。監管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末,凈值型非保本理財產品存續余額7.89萬億元,同比增加4.30萬億元,增幅達118.33%;凈值型產品占全部非保本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的比例為35.56%。
因此,銀行的投資策略也將向大類資產配置的方向轉變。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根據市場經驗,90%以上的投資組合收益來自資產配置戰略,僅不足10%的比例歸于投資標的選擇、市場機會擇時等因素。
根據資產組合理論,資產配置的首要目標是分散風險,收益特性不同、風險波動各異、收益表現呈負相關性的資產是配置的基礎。“尤其在經濟轉型期,銀行的財富管理就更要重視大類資產的組合搭配,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市場變動狀況和客戶風險偏好調整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持續優化整體投資的風險收益結構,才能取得符合投資者要求的與風險相匹配的投資回報!崩罘舱f。經濟日報記者 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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