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理由》韓劇45歲以上男人心理男生說吃糖怎么回男人的圖片卡通

　　在理解應對1917年工人階級的影響所出現的資本主義重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形式上，凱恩斯或許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論家

　　在理解應對1917年工人階級的影響所出現的資本主義重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形式上，凱恩斯或許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論家。但是同樣值得注意，凱恩斯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它所尋求的只是一種新的均衡模型。在凱恩斯的均衡模型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在新國家形式的干預保護下，從對未來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保馬今日推送奈格里對凱恩斯和資本主義國家形式的精彩論述。奈格里指出，在理解應對1917年工人階級的影響所出現的資本主義重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形式上，凱恩斯或許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論家。但是同樣值得注意，凱恩斯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它所尋求的只是一種新的均衡模型。在凱恩斯的均衡模型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在新國家形式的干預保護下，從對未來的恐懼中解放出來。這套以國家暴力保證的未來為支點的模型并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它只是將危機無限延宕，或許從這個角度，我們能對凱恩斯那句廣為流傳的淺薄俏皮話有些新的理解：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CPEER”，選自邁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合著的《狄俄尼索斯的勞動：對國家-形式的批判》一書第二章，感謝譯者王行坤老師授權保馬發布。該書中譯本為“精神譯叢”之一種，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于年內出版，敬請垂注!、

　　本文寫于1967年，作者系安東尼奧奈格里，該文在隨后的歲月里一直都是意大利以及歐洲各地團體的關鍵性參考文獻，這些團體都將“工人主義”作為其運動的理論基礎。(相關的歷史背景，見布當[Yann Moulier Boutang]為奈格里《顛覆的》[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所撰寫的導言。)這些團體所做的經濟、制度和分析都源于一個核心命題：資本主義的發展取決于工人階級的斗爭，并且隨著工人階級斗爭的變化而變化。這一分析性論斷包含如下內容：它在本體論層面肯定了集體主體性的力量，并將這種力量不僅視為歷史發展的關鍵，而且并且這是最重要的也視為所有制度具體運行的關鍵。因此，可以將視為社會活動的產物，或者更進一步說，視為社會斗爭的產物。從而，可以從下層、從的角度理解制度和社會結構。這個立場顯然與“官方的”工人運動的立場，尤其是與諸如有必要通過議會手段來進行改良這類最為極端的制度性信念相矛盾。撇開資產階級代表的荒唐斷言，對凱恩斯思想和美國“新政”所進行的分析表明《女人的理由》韓劇，改良的確可以實現，但為了實現改良必須進行斗爭。[1]

　　[1] 這一段說明性文字出自哈特，我們在將這些說明性文字翻譯成漢語時使用的字體是黑體。譯注

　　1917年的十月事件已經過去50年了。該事件是始于1848年6月巴黎街頭起義這一歷史性運動的巔峰，現代產業無產階級也是在1848年首次發現了他們的階級自主性及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獨立對抗性。此后具有決定性的轉折點再現巴黎，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這次的失敗讓政黨的口號被廣為接受，并且讓無產階級認識到需要在上對階級自主性加以組織。

　　從1848年到1871年，再從1871年到1917年：這一分期看上去為構建現代國家理論提供了唯一恰切的分析框架。對分期的這一界定必須將階級權力關系的整體變化納入考量，這種變化主要在19世紀下半葉的危機中表現出來。1848年的階級挑戰為思想和行動所提出的問題讓人們對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占據的核心地位產生了新的批判意識雖然這種意識或多或少也被神秘化了。除非我們理解了資本和國家轉型背后的階級決定因素，否則我們就會一直受困于資本家階級的理論;我們最終得到的，不過是一種將資本與動態的階級關系相割裂的某種形式化的“”領域。我們必須超越對“工業化進程”的陳腐描述。我們的起點是確認在資本主義長期階段上剝削的辯證法(即雇傭勞動關系所固有的隸屬和對抗)被社會化，從而延伸至現代國家和制度關系的全部結構中。任何對現代國家的定義如果沒有取得這些認識，那就像黑格爾所謂的“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

　　1917年是這一進程的一個關鍵斷裂點：自此之后，歷史就進入到了現代。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人階級可以作為一個自變量，甚至可能實現自身的自主性這一線年已被證明現在已經徹底實現，并取得了突破(Durchbruch ins Freie)。在蘇維埃，工人階級的對抗現在已經以國家獨立的形式變為現實。如此一來，它已經成為國際工人階級獲取內在認同的焦點，因為這是一個當下的、直接具有現實性的、客觀的階級可能性。在這里，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變成了現實。從現在開始，國家理論除了考慮剝削進一步的社會化所牽涉的問題，還得去面對業已取得認同、并且通過自身努力成為歷史主角的工人階級。國家現在必須面對一系列階級運動所具有的顛覆性潛能，而這些運動的現實內容已經具備了內涵。換言之，工人階級世界的第一次飛躍所表現出的巨大潛能已經內化在現有的階級構成中了。在資本主義組織的各個層級上都出現了一個日益深化且越來越具有威脅性和對立性的工人階級：這一階級現在已經具備自主性和一致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與之前工人階級的斗爭周期相比，1917年所具有的獨創性，其對資本主義挑戰所表現出的獨一無二的特征，都是無與倫比的。自此以后，所有的問題都呈現出新的視角和全新的維度;工人階級的觀點得到了完全獨立的表達。

　　當然，資產階級對十月真正影響的感知是非常遲鈍的。最初，他們將其完全視為一個外部事實(external fact)。他們的初始反應是竭力很大程度上他們的確做到了將這種危險維持在外部，從而在軍事和外交上孤立蘇維埃共和國，將轉化為外交事務。然后出現了內部威脅(internal threat)。面對十月不久后在國際上出現的工人階級斗爭浪潮，如創立新的強有力的群眾工會，以及旨在奪回生產支配權的工廠委員會運動(Factory Council movement)的興起，資產階級的普遍反應是什么呢?[1]在這段時期，只有落后的、不成熟的統治階級才會采取法西斯式的壓制手段。然而，更為常見的手段是各種改良主義遏制模式的再現，但這不過是觸及了新的現實的表面而已。在那段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總體目標是打敗工人階級先鋒隊，更為具體地說，是破壞他們領導地位的現實基礎，即由那些必然具有自我管理思想的、相對高度專業化的團體所組成的一種階級構成。換言之，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摧毀工人階級先鋒隊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結盟的基礎，布爾什維克組織正是建基于此。讓先鋒隊遠離工廠，讓工廠遠離工人階級，即從工人階級內部清除先鋒黨：這就是資本家改組的目標，是西方反擊1917年十月的具體形式。

　　泰勒制和福特制正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勞動力的去技能化，他們將布爾什維克先鋒隊與工人階級相隔離，并且將他們從生產性領域的支配性角色中驅逐出去。這反過來又將新的無產階級力量加速引入到生產中，從而摧毀了過去工人階級貴族的權力，削弱了他們的潛能，并且避免了他們的重組。同19世紀中期資產階級試圖利用新的產業結構這種結構孕育了工人貴族來摧毀新生的無產階級力量一樣，1917年后，隨著工人階級內部分歧的日漸彌合以及工人階級在斗爭周期的轉折點實現了重組，資產階級再次訴諸于技術之道。同以往一樣，這一技術(包括新部門有機構成的飛速提高、流水線、連續生產、勞動過程的科學組織、工作的分化和碎片化等等)是資產階級對現存階級構成的牢固性及其對資本主義控制產生的威脅所做出的第一反應并且是近乎本能的反應。

　　然而，正是在這里對1917年之后出現的性質上全新的情況施加了限制。在戰后恢復期，勞工隊伍在短期內重構的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資產階級很快就意識到，這種重組在長期可能會導致更為危險的境況。資本家不僅需要應付這些變化所導致的工人階級再生產的增加，而且它還得面對雇傭工人在更高水平上的規模化和社會化條件下出現的直接的重構。十月將顛覆的品質徹底地灌輸進工人階級的物質需求和斗爭中，讓其成為無法被驅散的幽靈。考慮到這種新情況，技術性解決方案最終會導致事與愿違的后果。它只會在更高層面上重啟工人階級的重構。同時，這種應對/反擊并不足以解決資產階級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如何在認識工人階級性出場的同時，在資本主義體制內尋求從上控制工人階級的新手段(比如通過攫取相對剩余價值的方式完全重構社會機制)呢?承認工人階級的自主性是與必須要有能力在上控制他們相伴隨的。對資本而言，承認1917年十月的獨特性以及資本主義的整個現實結構已經無法正常運轉且已無可救藥這一事實，遲早會成為一種必然性。

　　事實上，“算總賬”的日子很快就到來了。同以往一樣，資產階級的方案必定是謀求脫身。1926年的英國大是“一戰”后不斷擴張的工人階級進程頂峰的標志，在這一大失敗后不久，1917年的幽靈以更新且更具威脅性的形式復歸了。因為這一潛在威脅，1929年之后的經濟崩潰顯得尤為嚴重。資產階級現在面對的是已經社會化地反抗壓迫、數量多到其自主性必須加以注意，且必須對其所具有的顛覆性潛能加以承認，并將其視為任何未來發展模式背后的決定性要素和動力的工人階級。1929年之后的大危機是面臨考驗的時刻，是對之前資本向工人階級進行技術進攻的結構的反彈，并且也是這一技術進攻的極限的證明。1917年的教訓現在通過這種對整個制度的“滯后反應”得到了強制實現。雖然1917年工人階級的方案具有明確且猛烈的毀滅性，并且這一方案只在短期內可控，但是現在它又在整個制度發生危機時出現了，這表明1917年的方案不能被忽視或回避。資產階級起初回避問題、忽視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沖擊所具有的現實有效性的做法，現在反過來令資本主義制度自身深受其害。在資本最為強大的地方，危機的沖擊也最大。

　　從這個意義來說，1929年之后的危機代表著現代國家出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是自由憲政國家的物質基礎。1929年徹底掃除了對1917年已經摧毀的價值觀的殘余留戀。1929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四”摧毀了資產階級近一個世紀統治所打造的和國家神話。它標志著權利國家(rights State)的歷史性終結，這一權利國家可以理解為旨在通過資產階級對“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維護以在形式上保護個利的國家權利機器，這一國家權利機器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資產階級的社會霸權。1929年危機最終埋葬了國家與市場截然兩分這一古典自由主義神話，它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

　　然而，這并不僅僅是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經典關系的推翻和“干預型”國家(“interventionist state”)到來的問題。畢竟，1871年之后，國家干預和生產方式的社會化都在不斷加強。但這之所以是一個嶄新的且具有決定性的時刻，是因為它承認了工人階級的出場，以及該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所代表的不可避免的對抗性，這種對抗性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特征，國家權力必須對此加以協調。人們通常認為(且不僅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有限視角)，從大危機中涌現出的新國家(new state)的新奇(novelty)之處可以用國家權力從“自由主義”形式向“極權主義”形式(“totalitarian” form)的轉變這樣的術語來定義。[2]這是一種曲解。它錯誤地將某些地域直接訴諸法西斯主義和社團主義的解決辦法和政權形式作為界分這一新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形式的核心特征，新的資本主義國家形式更為強調的是在發現工人階級內在對抗性的基礎上對國家進行重建。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重建很可能具有極權主義的含意，但它只在下述條件下成立，即它意識到國家的各個層面都存在固有的對抗和斗爭。

　　吊詭地是，資產階級轉向了馬克思，或者至少學著閱讀《資本論》(當然是從資本自身的角度，盡管是以神秘化的形式，卻也相當湊效)。一旦這種對抗被承認男人的圖片卡通，問題就變成通過阻止對抗的一方采取獨立的毀滅性行動以確保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轉。避免工人階級的唯一方式在于承認且接受一種嶄新的階級對比關系，并讓工人階級在一種整體性機制該機制將持續不斷的奪爭“轉化”為某種推進資本主義運行的動力因素中運轉。必須在一系列不時進行階段性“收入”動態調整的均衡機制中對工人階級加以有效控制?？梢哉f，國家如今的確準備沉入市民社會，并在對均衡條件進行長期調整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再造自身合法性的來源。在各種相關力量間再平衡收入的機制不久就以計劃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一憲政的新的物質基礎變成了作為計劃者的國家(the State as planner)，或者采用更好的表達：作為計劃的國家(the State as the plan)。在一段特定時期內，為一個計劃所預設的均衡模式意味著，每一個達到新的均衡水平的動議和調整都開辟了在憲政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自身內部進行修正的過程。也就是說，現在通往穩定之路取決于對國家權力的這一新的、不穩定基礎的承認：國家計劃的這一發展動態意味著將一種“不斷”接納為其對象這是從資本一方對這一口號的一種吊詭性揚棄(paradoxical Aufbebung)。

　　然而，資本的科學所神秘化地必然與其所揭示地一樣多。它揭示了新的階級力量關系，記錄了工人階級內化進國家生活的痛苦過程，以及他們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源泉的核心動力作用。然而，與此同時，它神秘化并且隱藏地與其說是工人階級出場所帶有的對抗性本質，不如說是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施加的影響所具有的普遍性。它遮蔽了為維持這種新的國家形式而精心安排地受控制型均衡所需要的暴力。事實上，它甚至高度頌揚這一新社會及其從行動上實現共同利益、共同意志(the Common Good，the General Will)的暴力行為。在對新的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理論神秘化與批判性認識的相互作用中，資本的科學再次揭示了各種矛盾的必然并存。和往常一樣，這門科學不得不展開艱難的分析和辯護工作，以求在對現存框架的不穩定性的批判性認識和力圖實現穩定的決心之間的狹窄道路上前行。最終，這個矛盾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寄希望于獨立的意志：某種能夠將資本主義制度中各種各樣必然存在但又互相對立的要素統合起來的“奇跡” 生產方式的社會化與剝削的社會化;組織與暴力;對社會進行組織以剝削工人階級。

　　這并不是說資本主義進程的本質發生了變化，而是說剝削得以運行的框架、維度以及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面對的階級主角發生了變化。既然階級對抗性的存在意味著任何摩擦都會引起警覺，任何錯誤都可能導致災難，任何運動都可能對卷入斗爭的兩個階級的力量平衡產生劇烈影響，那么奇跡似乎就更加不可或缺了。正是工人階級親歷的經驗所激發的非同尋常的力量取得了成功，并且需要在資本主義制度所有層面強制推行通過不斷干預以解決不均衡的措施。

　　資本家的科學必須注意到這一事實。對這個事實的認識程度是衡量其把握和理解新情況的標準。追蹤這個復雜過程，揭露并且辨析其中科學的和意識形態的成分，這是工人階級批判所要面對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我會追蹤凱恩斯對從十月到大蕭條時期資本主義制度整體危機的認識與反思的發展歷程。在直面這一關鍵轉折點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新情況上，凱恩斯表現出了最為清醒的意識和最為敏銳的直覺。正是凱恩斯的清醒診斷為國際資產階級提供了可資利用的藥方。在理解應對1917年工人階級的影響所出現的資本主義重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形式上，凱恩斯或許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論家。

　　那么我們如何追蹤資產階級意識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程呢?資產階級以何種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1929年危機所具有的根本意義呢?更為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了1917年和1929年之間的關聯呢?

　　正如我們之前所注意到的，可以從下述兩個方面來認識十月：從國際層面看，這是一個反的問題(或者至少是孤立蘇聯的問題);從國內層面看，這是壓制能將經驗傳播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階級的強大的工會和運動的問題。這些經驗表明它們是同質的。在運動采取工人委員會(1918-1926年)形式，以及更為直接地采取工會形式的地方，存在著共同參照點：那就是某種形式的階級先鋒隊和對生產進行自我管理的要求。[1]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資產階級領導層是如何將上述兩個方面完全割裂開來的。各種不同的技術手段被用于回應來自這兩個層面的性挑戰。資產階級并不十分相信工人階級內部出現了完全的團結。對這兩個層面加以區分至少可以部分解釋他們對這一真實狀況所具有的災難性影響的不理解。

　　這至少是凱恩斯的觀點。如果說資產階級對國際秩序進行重建的關鍵時刻是“凡爾賽條約”，那么這是一個被錯失的時機。凱恩斯提出，在民族國家間幾個世紀力量關系傳統的最后一幕中，它們完全沒有領會到階級斗爭的新維度，這一點尤為明顯地表現在他們割裂了這一問題的兩個層面。不然如何解釋“凡爾賽條約”的愚蠢?這個條約不是制定計劃，讓歐洲免遭劫難，而是表現為對好幾個世紀以來大國的絕望和復仇心態。近在眼前，戰勝國的卻只確立了一個無法重建歐洲秩序的懲罰性體制。外交上的虛偽甚至讓停戰協議上的承諾變成一紙空文。

　　現在已經沒有其他手段捍衛資本主義體制并且提供一種新的結構了。相反，這只會讓危機日趨加深。特別是，強行要求德國賠償這一經濟上的愚蠢行徑讓和平協議的效果不只是在德國而且在整個世界市場的統一網絡中都被災難性延長了：

　　如果我們執意想要讓中歐貧困潦倒，那么我敢預言，復仇不遠矣。沒有什么能夠長久延緩勢力與孤注一擲的沖動之間的最終內戰，在這場戰爭面前，最近的德國戰爭的恐怖就顯得不值一提，且無論哪一方獲勝，這場戰爭都將摧毀我們這一代的文明與進步。(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170)

　　正確的做法是什么呢?有且只有一種做法：鞏固中歐經濟，并將其作為從東面防御蘇聯威脅以及制約中歐內部運動的堡壘簡言之，重新聯合起資本主義防御制度中的兩條陣線。

　　列寧曾指出，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濫發貨幣列寧無疑是正確地。沒有比濫發貨幣更不易被察覺也更保險地推翻現有社會的基礎了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對社會契約和既有財富產生了猛烈且任意地干擾，這將對社會安全造成沖擊。歐洲各國政府把這種沖擊與公眾對于企業家的仇恨結合在一起，使19世紀的社會和經濟秩序很快變得難以維持。(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pp.148-50)[2]

　　這是凱恩斯1919年所秉持的立場。追蹤從這段論述到《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這一時期凱恩斯思想的發展歷程，我們或許能夠理解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資本主義整體戰略的艱難轉變。在初期，凱恩斯發出警告，條約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并且讓大家注意一個潛在的幻覺：那就是認為階級關系并沒有隨著工人階級與戰前資本主義制度的決裂而發生變化。我們現在仍舊沒有關于現代國家新的周期的任何準確的理論理解。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凱恩斯后來具有將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斷裂這種認識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存在理由”這樣的能力。不過，這種對新的階級境況的直覺雖然很原始，卻是根本性的，它已經預示了將來的核心問題：如何阻擋和控制十月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影響。為了討論凱恩斯思想的連續性及其理論上的一貫性，我們必須超越其著作的字面意義，來揭示它們背后的一般性問題。[3]

　　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們論及的是一種直覺?，F在它都還遠沒有形成一個科學制度。事實上，從資本主義制度成熟的視角來看，1925年，當貝蒂俄林(Bertil Ohlin)提出戰爭賠償在為國際經濟均衡進入一個新水平上具有動態貢獻以反駁凱恩斯關于賠償后果的觀點時，他比凱恩斯還要更加凱恩斯主義。[4]不管怎樣，1922年凱恩斯本人的立場也已發生轉變。讓他離開巴黎合約談判桌的“不可容忍的痛苦和憤怒”[5]已經得到平息?，F在，他的圖景從表面上看顯得更樂觀些：

　　如果我回首兩年以前并且再次閱讀當時自己所寫的作品，我會發現當時所面對的危險已成過去。歐洲普通民眾的忍耐力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經受住了最為惡劣的沖擊。兩年以前，這個毫無正義、同情與智慧可言的條約代表了戰勝國一時的意志。條約的受害方會忍氣吞聲嗎?或者他們會因為絕望和貧困而動搖社會的根基嗎?現在45歲以上男人心理，我們有了答案。他們一直在忍氣吞聲45歲以上男人心理。(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pp.115-16)

　　盡管如此，凱恩斯最初的直覺已經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發展主要維度的全新理解。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非常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現在，這一關于歐洲經濟結構分析令人吃驚的地方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它不同于并且實際上完全反對戰前樂觀的、主張自由貿易的太平洋哲學，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它更多代表的是聳立于保護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上的資本主義大廈。”(“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羅伯遜繼續指出，這完全違背了自由放任的概念，并且在這里國際問題變成了力量關系在內部加以組織的問題。

　　除了在社會上招致很多反對意見之外，凱恩斯1919年的警告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媒體以下述方式拒絕了這一警告：“實際上，凱恩斯著作最顯著的特征即使不是上的天真，那也是上缺乏歷練。”(London Times, December 4,1919,quoted byE.A.G.Robinson i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p.35)。無論是年輕還是年長的政客基本上都是以一致的口吻對此報之以嘲笑。據報道，克萊蒙梭(Clemenceau)曾指出，“凱恩斯的經濟觀點很深刻毫不克制地挑戰了協約國(即法國)的過分要求不過他的這些嚴厲的指責非常粗暴，如果不是因為他毫無廉恥地將其觀點公之于眾以服務于他自己的目的，我本不想理會男人的圖片卡通。這也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某些人的思想變得多么的錯亂。”(reported by Keynes in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 pp. 69-70 n.1)。溫斯頓丘吉爾寫道：

　　凱恩斯以無可辯駁的常識揭示了金融與經濟條款的荒誕不經。在所有與之相關的問題上，他的觀點均無可指摘。但是，受對強行規定的經濟條款的本能反感的拖累，凱恩斯全盤否定了和平條約的整體框架。我們毫不懷疑，他完全有資格談論經濟方面的問題;但在其他更為重要的方面，他的判斷并不比別人更高一籌。(The World Crisis, vol. 5, p. 155)[6]

　　對于資產階級而言，其回應方式盡管更為極端，但本質上同過去1848年或1870年一樣男生說吃糖怎么回。資產階級糾集了性力量去打敗工人階級的運動，其次，它們在通過技術進步和優化相對剩余價值攫取機制以實現對勞動力的重新吸納上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工人委員會以及工團主義的強大潮流被打敗了或者說，這些力量沒有能夠實現階級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辯證法，而這種辯證法是他們的組織基礎。這些力量由于關鍵部門勞動力的重構、合理化勞動的新技術、去技能化以及流水線的普及而遭到破壞。同以往一樣，工人階級對資本所給予的回應是改良主義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演變為技術革新的一般化進程。資本通過新部門的擴張以及對生產要素的徹底重組來應對無產階級的沖擊《女人的理由》韓劇。

　　然而，追求這條舊路能走多遠?難道情況不應該徹底改變嗎?同經典自由主義所秉持的與經濟截然兩分的信念相反，凱恩斯的立場在于他堅持認為元素內在于經濟之中。然而，甚至這樣的普遍真理也被資產階級遺忘了。他們拒絕面對這種拒絕造成了嚴重后果如下事實，即蘇聯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個不可被忽視的參照。這一遏制方案要想成功，資本主義制度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挽回作為某種實體的工人階級。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機制是不夠的。事實上，它只會加劇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從而導致工人階級進一步擴大，并且加劇周期性危機的傾向。供給的擴張(產能和大批量生產行業的增加)實際上并不會召喚出相應的需求力量。“需求”尚未被視為一個有效主題。

　　凱恩斯的立場依然只是一種直覺，從需要對他的觀點進行科學加工這一視角來看也是不夠充分的。他的長處在于他為解決方案提供了方前提;另外他也正確地指認了問題。追隨他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和活動就好像是追隨曠野中毫無武裝的先知那充滿苦澀音調的呼喊。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這種直覺向科學話語的逐步轉變。這種轉變是在接連不斷的事件的影響下，在工人階級以及資本所面對的必然性的壓力下發生的。[7]我們注意到，根據羅賓遜，早在寫作《合約的經濟后果》之際，自由放任主義就已被凱恩斯所摒棄。然而，這只在凱恩斯所意識到的在具有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和接踵而至的浪潮之后出現的國際秩序所具有的危險性中才表現出來。從現在開始，舊秩序的危機主要聚焦在英國的舞臺上。

　　薩伊定律不再有效，因為該定律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維持可能會成為問題。該定律假定資本主義制度完全是自我調節和自發產生的。換言之，它不認為工人階級的存在可能成為對該制度的否定。現在，隨著工人階級的問題逐漸在凱恩斯的作品中得到科學的表述，該問題也傾向于根據神秘化的經濟學傳統得到界定：即粗糙的古典經濟學客觀主義傳統中的就業問題。[8]然而，在凱恩斯思考針對這一問題的方案的早期階段，階級斗爭被賦予了重大意義，并且他提出要對經濟科學范疇加以歷史化。在他的這些作品中，英國工人階級表現出了自主性。[9]針對他的大學同事和自由派朋友以及那些叫嚷1926年總非法并且逾越了憲法行動界限的人，凱恩斯給出了如下簡短回應：或許如此，那又如何?階級運動看起來可能是非法的，但這只是因為奠定之前制度并且決定之前合法性的平衡力量消失了。階級力量對比關系已經改變，從而法律方面必須做出調整以適應新情況。[10]薩伊定律不再有效，因為保持和經濟平衡的變量改變了《女人的理由》韓劇。這一嶄新因素就是工人階級的自主性。“一方面，工會已經強大到足以干預供給與需求這一自由游戲;另一方面，盡管公眾有所抱怨并且擔心工會會越來越危險，但是他們依然支持工會，在他們看來煤礦工人不應該成為他們自己從未啟動的殘酷經濟力量的受害者。”(Keynes，“Am I Liberal?”p. 305 )因此創造一種新的平衡意味著將這一新情況和嶄新的階級力量關系納入考量。如果薩伊關于供求平衡的公式不再有效，那是因為出現了新的未知因素。現在有必要將這些未知因素整合進經濟學：

　　舊世界的理念是，譬如，改變貨幣的價值，接下來就只需要通過供給和需求力量對比所引發的相應調整來自動實現。這是過去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理念，那時工會的力量還很微弱，并且那時經濟力量可以在沒有任何阻擋甚至還有喝彩的條件下在進步的路上橫沖直撞。(“Am I Liberal?”p. 305)

　　從科學的視角來看，我們也不應該低估20世紀20年代這一批判的深度和重要性。對薩伊定律的這個批判意味著橫行了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的毀滅，這種意識形態根深蒂固，而且它越是不能回應現實，就越顯得頑固。這意味著對一系列根本性的價值和規范進行去神秘化，而這些價值和觀念在19世紀指導了資產階級的學。馬克思寫道：

　　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稱頌工廠手工業分工，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把這些說成是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轉化為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11](Capital,vol. 1, p. 477)

　　對薩伊定律的凱恩斯式批判是對經濟科學研究對象的徹底摧毀，迄今為止，從結構上而言，經濟學是建立在如下要素之上：經濟均衡理論，各要素在整體性和功能性上的互惠關系，它使得所有人可以無限自由地進入財富世界。經濟科學建立在就某種意義而言其前提條件都是“自然的”這一觀念的基礎上。一旦面對這個根本性的批判，馬克思所提到的整個社會轉化為一座巨大的工廠的風險，也就被暗自接受了。

　　然而凱恩斯的批判到這里就止步不前了。摧毀科學研究對象的目的是為了重建。后來他甚至聲明，一旦達到充分就業狀態，新古典的經濟均衡理論就會再度生效。[12]資產階級的辯證法不知揚棄為何物，它無法推翻它的研究對象。無論凱恩斯何時到達自己批判的極限，他都會受制于阻礙其前行的哲學制度而陷入癱瘓。即便在他宣布與更為庸俗的神秘主義經濟學決裂之際，他也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中;他退回到了依賴于形式化的公式和動手重構實現均衡經濟的條件的地步。除了均衡，即對一般均衡這一神秘化形式的重申外，已經沒有其他目標了。最后只剩下“災難性的政黨”(Party of Catastrophe)(Essays in Persuasion, pp. 299ff.)，以及認為歷史換言之，均衡以外的一切事物不過是蠢蛋的工作這一令人絕望的信念：“既沒有深刻的原因，也沒有不可避免的命運，更沒有驚天動地的”(Essays in Biography, p. 429)。“匱乏45歲以上男人心理、貧窮以及階級與階級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斗爭不過是令人恐怖的一團亂麻，轉瞬即逝且不必要的一團亂麻”(Essays in Persuasion, p.xviii)。于是就有了科學家想要在資產階級知識可能性的極限下試圖恢復形式上的均衡的努力。這里甚至不存在完全和確定的信念：他有意識地掩蔽了某種大體上是且必然是非理性的責任，這是對一切理性內容的意義含混的替代。[13]

　　因此，出于對工人階級自主性爆發所產生的嶄新情況的直覺性理解，而對19世紀自由放任意識形態進行首次批判后，凱恩斯的目標顯然是要重構一種新的均衡模型。然而，直到1936年《通論》出版，這一目標才最終實現。在20世紀20年代，他的作品主要是批判性的：他批判了恢復金本位的做法[14]，并且指認了資本主義生產所進入的新的社會化階段。[15]最為關鍵的是，他堅持認為需要國家介入來調和階級矛盾并確保經濟均衡。(E. A. G.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從根本上來說，這些作品更具有批判性，而非制度性。關于這一嶄新階級關系的術語還沒有以成制度的方式整合進凱恩斯的分析中;它們尚未成為關于有效需求、不斷增大的風險以及與利息率相關的新理論等觀念的基本組成部分：它們尚未構成一個理論制度。

　　如果我們考察這一準備時期凱恩斯作品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即他的國家干預主義觀點，很明顯，這只不過是他批判自由放任的一個必然結論。這一批判意味著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規?；约半S之引起的實現均衡的困難。但是仍然缺少對工人階級運動的爆發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嶄新的質的作用的界定。凱恩斯所提議的國家干預還只是停留在對術語加以理論化的層面：這來自于確保進步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者之間聯盟的發展擁有更為廣泛的基礎這一需要。他的論述尚未建立在對階級關系的新動力以及工人階級在這種新動力中的作用的清晰的科學理解的基礎上。[16]

　　在做這一界分時，還需要強調另外一個理論因素。僅僅注意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規模化這一事實，并據此提出加強國家干預的論點，這是既無獨創性也不夠充分的。這只抓住了因為危機而出現的新的國家形式的部分特征，并且它與歷史上組織起來以對抗工人階級國家的最初具體的實體化相一致。波拿巴主義的政權形式、意大利落后的法西斯主義政權或者1870年斗爭期間出現的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的某些變體都是這類國家的具體示例。1929年出現的新的國家形式所具有的獨特性主要是在國家干預主義框架下階級動力發揮作用的類型，這里國家干預是基本前提。只有1929年的大危機才使得資產階級的理論發展到了對國家做出新的定義的程度。為了讓這些成為可能，1917年的必須歷史性地戰勝上述這類資產階級政權試圖對其加以限制的孤立主義策略。

　　[2] 在這個階段，凱恩斯的目標是將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防御的兩條陣線再度聯合起來同時利用如下推論，即這種防御只能圍繞著德國這個堡壘展開。這個視角在凱恩斯的思考中依然是一個根本性要素。1922年《對條約的修訂》(A Revision of the Treaty)出版，凱恩斯苦口婆心地重復如下觀念，即“德國的未來在于東方，其復興的希望和野心當然也要轉向東方。”凱恩斯口口聲聲的“親德國主義”給他招致了很多批評，甚至晚至芒圖(Etienne Mantoux)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凱恩斯先生的經濟后果》(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也對其進行批評，但因此也具有比他的批評者愿意承認得要多得多的階級內涵。凱恩斯的方法與魏瑪德國最好的資產階級思考異曲同工。例如，不難在馬克斯韋伯于那些年的思考中發現類似的直覺。(See Wolfgang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pp. 280?.)另外，凱恩斯從沒有掩飾自己對魏瑪知識分子及其團體的深切認同。在《梅爾基奧：被打敗的敵人》(“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 中，凱恩斯描述了這個近乎辯護者的圈子。

　　[6] 凱恩斯在評論丘吉爾的著作時承認后者在“和會”上的路線是正確的，但同時他也強烈批判丘吉爾沒有認識到蘇聯的重要意義：“[丘吉爾]沒有認識到或者起碼沒有重視這些事件在它們相應關系中的重大意義，或者說沒有區分一般事件與關鍵事件雖然丘吉爾承認列寧的偉大，但布爾什維克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愚蠢的”(Essays in Biogaphy, pp. 72-73 )。

　　[11] 中文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13頁。譯注

　　[12] “然而如果我們的中央控制機構能夠成功地把總產量推進到相當于在現實中可能達到的充分就業水平，那么，從這一點開始，古典學派的理論仍然是正確的。”(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 378)。(此處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參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92頁。譯注)

　　[13] 在《牛頓其人》(Newton the Man)一文中，凱恩斯設法通過指認出一個秘密、一個神奇時刻，并且通過將其與劍橋物理學家/數學家思考中高歌猛進的啟蒙方面加以比較的方法，轉向一種科學知識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兩個方面共存，但前者有更大的真實性。事實上，支撐創造性天才的往往是非理性的興趣。這就是牛頓的興趣所在，他依然將宇宙視為一個謎。牛頓這個形象如何界定了凱恩斯自己科學發展的興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線] 對凱恩斯長篇論辯的記述，見R.F.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p. 338?。

　　[16] 在1926年所撰寫的《自由主義與勞工》和《自由放任的終結》這兩篇文章中，這一觀點得到了特別強調，尤其提到了總后所出現的上的必然性。

　　顯然可以假設1917年事件與1929年毫無關系。然而，這種“顯然”背后，存在某種我們能夠將其指認出來的歷史關系結構，即便這一歷史關系結構無法完全解釋1929年的危機，但也能賦予其一個更寬廣的總體性含義。盡管從一方面來說，1929年的危機是美國經濟制度本質的直接產物，但同時它也是20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積累的產物，20世紀20年代生產的規模化必然使得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階級在和工會層面發揮影響，這一事實使矛盾顯得尤為突出。危機很快在國際層面產生影響的進一步原因在于戰爭、和平、與未遂的反引發了貿易關系的不穩定。[1]甚至資產階級也接受了下述因果鏈以理解危機至少在層面上，1917年因其所代表的隱隱出現的某種可能的替代性選擇而被視為這一因果鏈中的根源之一。[2]

　　作為一種外部性解釋，這一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凱恩斯所起的作用是讓這個解釋在危機分析框架下起作用讓其變得科學化。在危機的艱苦考驗下，這一不斷發展的問題最終找到了可能的解決方案：

　　一方面凱恩斯為解決大蕭條做了大量工作，同時毫無疑問大蕭條也對凱恩斯起到了巨大作用。大蕭條為凱恩斯提供了挑戰、刺激以及實驗性驗證。他是那種會欣然接受如果有人向他解釋《通論》的人。從之前的歷史來看，我們無法得出更多結論。但是在危機結束之前，凱恩斯已經確立了自己的思想制度，載譽而歸，他也將因此為后世所銘記。(Samuelson, “The General Theory”, p. 329 )

　　事實上，危機昭示了他的分析所指認的這些個別因素的辯證性運動。在他看來，哪些因素導致了1929年危機呢?那就是會對凈投資產生直接影響的過剩供給的逐步增長，它會降低投資，從而降低計劃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價值。換言之，只有當我們理解了20世紀20年代供給基礎擴大(這時正處于通過技術革新和勞動生產率的極大發展以及耐用品生產的相應增加以恢復工業的過程中)并沒有伴隨相應的供求關系的變化時，我們才能理解1929年危機的獨特性。當時的統治階級自命不凡地堅持“審慎財政”理念，這一理念不過是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的粗劣掩飾罷了。他們不認同供給的擴大化要與相等的需求的擴大化相一致事實上他們養成了尋求和捍衛確保供給獨立性的保證的習慣。與資本的日益社會化相并存的是資本一方對自主性的錯誤訴求?，F在，凱恩斯總結道，我們正在為我們的缺乏理解付出代價。[3]

　　這就是《通論》的起源，這本書也是凱恩斯的宣言。這是保守主義思維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當下的蕭條和對不可知的未來的焦慮吊詭性地融合在一起，迫使對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一場系統性的。據說，“資本主義制度始終面臨著陷入停滯狀態的危險圖景在《通論》中彌漫著且占據著支配性地位”(Sweezy,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p. 307)。如果我們將這一迫在眉睫的危機理解為凱恩斯所注意到并力圖對其加以徹底改變的事實，那么，情況的確如此。在《通論》中他所提到的停滯理論是為了反對其他人的觀點而提出的，這意味著，如果資本主義制度還想自救的話，那么資本主義在昨天早已不可避免的命運在今天已經完全無法令人接受了。提到“需求”是為了提到工人階級，是為了提到找到自己身份的群眾運動，也是為了提到起義和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凱恩斯是一個頭腦清醒且智識過人的保守主義者，他準備好了面對他知道即將到來的戰斗。正是絕望所滋生的緊張感讓獲得了給它自己提出一個完整且系統的意識形態命題的力量。這是凱恩斯主義意識形態出現的必要條件。

　　正是從《通論》的開篇部分，我們看到了與未來的關系如何成為凱恩斯分析資本內在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預期的觀念聯結了現在與未來：預期對就業水平有著直接影響，同時對資本的邊際效率水平也有著直接影響(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46-51 & 135-46。)到這里為止，凱恩斯都是同意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的。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這類必須建立在企業家有信心生產價值這一基礎上的預期已經被完全不可控的風險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發生在這一時刻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難以與普遍的不確定性相并存。危機摧毀了對于未來的信心和確定性，摧毀了結果和后果必須要與預期相符這一資本的根本性慣例。因此凱恩斯的當務之急就是消除對于未來的恐懼。未來必須像當下一樣固定不變。慣例必須得到保證。(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147-64。)

　　這里我們可以得出關于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的第一個精確定義。這不再是在便利性的問題，而是技術必然性的問題;這不再僅僅是反映經濟發展的社會化的問題，而是要為發展的形式和節奏確立實質參照點的問題。[4]投資風險必須被排除，或者將其降至慣例水平，并且國家必須為確保經濟的這一基本慣例而發揮作用。國家必須要保護當下以避免未來的風險。如果唯一的途徑就是在當下規劃未來，根據當下的預期計劃未來，那么國家必須擴展它的干預范圍以承擔計劃者的角色，從而經濟也就被納入到了法律中。[5]在這一干預中，國家會根據一系列的標準行動;它會決定這些標準是什么。它不能確保未來事件的確定性，但是它可以保證慣例的確定性。它試圖尋求映射到未來的當下的確定性。這是第一步，是為了將資本的生產的和的統治階級統合在一起所采取的第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依然是間接的，但卻是極端必要的。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不再取決于企業家精神，而在從對未來的恐懼中解放出來。就定義而言，國家的法律基礎就建基或毀滅于此。

　　防御未來，這是在面對未來時穩定資本主義權力的迫切要求：這就是凱恩斯的參照系，其階級性質是不證自明的。這是對前已提及的薩伊定律批判所表述的內容的另一種說法。然而，此時的形勢也就是科學必須研究和理解的與各種新變量的關系因為危機變得格外緊迫。凱恩斯如此迫切的詰問的“未來”到底是什么?我們再說一次，這是一種災難，這種災難就是在他眼前的由工人階級這一活生生形式所代表的“災難性的政黨”，這折磨著他和他的同伙。這讓我們對凱恩斯如下這段話產生了新的理解，人們在轉述這段話時通常將其視為淺薄的俏皮話：“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現在感覺更像是他對其所屬階級命運的不祥預感。然而，我們將看到凱恩斯的一個飽受批評的決斷，這一決斷使他將他的整個分析重新置于靜態體系中，以便再度排除一系列災難的可能性，并通過延宕現在以取消未來。

　　這里，凱恩斯的資本主義重建規劃也必須考慮工人階級斗爭。他的分析因為直面這一事實而變得更為深入。第二個被納入到對干預主義定義中的元素是：國家被視為生產性資本獨有的集體性代表。[6]這一獨特的上的必要性讓凱恩斯得出了上述結論。其實早在關于預期的分析中，凱恩斯已經指認出了一些有可能導致制度崩潰的結構性因素(同時還有像投機這樣的病理性因素)，如競爭模式，預期的預測誤差等。僅僅只是通過法治消除病理性因素是不夠的;病理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都需要從實際上加以消除。不管怎樣，不能讓它們損害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的安全。“以我自己而論，我對僅僅用貨幣政策來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現在有些懷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國家機關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進行投資”(The General Theory, p.164)。[7]需要更加鞏固、扎實、全面的保證未來。國家干預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間接形式都還遠遠不夠。國家僅僅確保聯系當下與未來的基本經濟慣例也完全不夠。還需要更進一步。國家本身必須成為一種經濟結構，并且憑借成為一種經濟結構而變成一種生產性主體。國家必須成為所有經濟活動負責的中心。這是前進了一大步!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產業資本支配社會的生產，技術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組織就會發生變革，從而社會的經濟歷史類型也會發生變革”(Capital,vol.2, p. 57)。[8]更何況國家了!在確保聯系當下與未來的慣例時，國家仍然是為資本家服務的一種結構。不過，當它自己直接作為生產性資本的時候，國家同時要努力克服市場經濟以及國家與單個資本家之間的間接關系所帶來的結構性摩擦。因此，它成為了一種全新的國家形式：社會資本的國家45歲以上男人心理。[9]

　　現在，讓我們暫且跳過關于干預主義的這一新概念(或者說這一新的國家類型)的更為明顯的例子。我們后面會再回到這個問題?，F在讓我們考察解釋且詳述凱恩斯思想中這一進步的一個獨特且十分重大的理論要素：關于儲蓄與投資相等的假定。我們知道，《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 1930)并沒有提出這一假定;在《貨幣論》中，儲蓄與投資的關系被視為維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經濟政策的目的。然而在《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這兩本書出版的間隙，凱恩斯改變了主意，并提出資本主義制度內儲蓄與投資之間可衡量的相等關系的概念。(See The General Theory, pp. 52-5 and 74-85.)凱恩斯出現這一轉變的原因從這一時期發生的事情上可以很容易得到解釋：1930年到1936年間正是危機最為嚴重的時期。在這個時間段，上的急迫性日益加深，迫使凱恩斯采取更為激進的立場。簡言之，新的經濟模式必須徹底消除未用于消費和投資的收入、消除一切資本過剩也就是一切流通失靈。請注意，這一模式不再是對行為形式的描述它是規定，即它是規范性，即它確定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它具有規范性的原因在于，僅當這些前提條件由國家意志(the person of the State)決定并在國家意志范圍內行動時，才有希望對抗(或者說是防止和控制)經濟周期的蕭條時刻，以及更為一般地說使得整個經濟秩序具有行動的靈活性。否則，這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記賬單位以預算工具的形式出現，并且成為國家活動的基本因素;被賦予這些手段之后，國家充當社會生產的總負責中心的角色就得到了確認。[10]

　　顯然，將國家定義為社會生產資本的總負責中心所引發的問題遠多于其所解決的問題。首先，鑒于凱恩斯并沒有將國家社會主義視為其前提的必然結果，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資本在經濟上的統治階層和它在上的統治階層/及其國家之間的關系的問題，要面對兩者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問題，以及那些確保和發展這種關系的制度的問題。這里，凱恩斯在他對投機者和私人資本家的指摘與他對私人資本宣示效忠之間尋求平衡然而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其次，凱恩斯提出這個等式的目的在于表明從銀行主導投資的階段轉向生產性領域自身直接決定投資的新階段;或者更為一般地說《女人的理由》韓劇，他“傾向于把將貨幣理論變成一個總產量的理論”(The General Theory,p. vi)。[11]但所有這些都只是暗示性的。[12]我們可以繼續指認凱恩斯所提出但尚未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不過，凱恩斯給出的儲蓄投資等式盡管是不確定的，并且是以晦澀的方式表達的，但它的確給國家提供了一個發揮作用的嶄新環境。國家不再僅僅是提供經濟支持和刺激以及穩定和創新的來源。它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原動力。這里，對自由放任的批判已被推至極限：社會本身是在工廠的模具之中被鑄造的個體資本主義(individual capitalism)的最后殘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到目前為止，與未來的關系迄今為止它代表的是與工人階級的斗爭關系是以內化于資本結構的術語嚴格界定的;到目前為止，凱恩斯已經開始解釋資本主義國家改革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減輕(并且如果可能的話消除)對未來的恐懼;到目前為止，工人階級斗爭已經迫使資本促成改良運動。但是，資本主義國家改革是如何在資本內部定位它自身的呢?我們如何找到工人階級的充滿矛盾的存在呢?這一存在是在這一高水平的重構中工人階級對自身的重新表達。自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干預主義的演化被強加于資本主義國家以作為對這一時期和工會運動的回應;現在經過1929年的危機和工人階級的重構，干預主義已經變得具有決定性了。在資本內部得以提出的與工人階級關系的性質是什么呢?

　　由于凱恩斯，資本的科學取得了一個巨大的飛躍。它將工人階級視為資本內部的一個自主性要素。由于有效需求理論，凱恩斯將階級斗爭中的某種權力平衡的觀念引入了經濟學之中男生說吃糖怎么回。[13]顯然，凱恩斯論點的意識形態的(同時也是必要的)目標是穩定資本主義制度。對凱恩斯而言，問題在于如何在下述條件下建立有效需求的平衡，即在構成有效需求的各種力量被視為不變的條件下確立有效需求。然而，這一目標恰恰是凱恩斯主義的悖論，因為它需要將工人階級的自主性永遠限制在一個既定的權力結構中。它承認工人階級是發展的動力，從而凱恩斯對均衡概念所做的靜態定義實際上永遠不可能在靜態條件下實現。任何定義靜態均衡等式的嘗試終將成為必然是在發展情形下尋求均衡的艱難探索。事實上，正如凱恩斯似乎意識到的那樣，資本主義制度發揮作用，不是因為工人階級始終處于資本內部，而是因為它也有能力走到資本之外，因為工人階級實際上會這樣做的長期威脅始終存在。理論上的困難和目標必須扼制并吸收這一威脅、這一回絕，并且在一個更新的水平上吸收它。資本必須確保增長的動力得到控制，如此一來力量的平衡可以維持不變。這一問題，換句話說，永遠無法被解決，只能被延宕。仔細觀察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一點上，資本的動力源自不斷斗爭，在這一斗爭中，工人階級的抗爭被接納，同時新的武器被制造出來以防御工人階級在資本之外的行動，并讓工人階級的行動局限在一個其輪廓被不斷重新繪就的框架之中。

　　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有效需求的概念包含著幾十年以來工人階級對資本所造成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遠沒有減弱的跡象。盡管，在凱恩斯那里已經有了下述意識，即形勢發生了巨變，從而需要將危機和斗爭轉變為發展的驅動力。但這要花多長時間呢?“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

　　讓我們更為詳細地考察下這一形勢。造成危機的原因在于，在這一形勢下，供給過剩是一目了然的，而需求，即消費傾向，卻面臨壓力。這會在整個經濟活動中導致嚴重的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對凈投資產生了有害的效果。這一診斷本身已經開出了藥方增加需求量，提高消費傾向。然而由于影響消費傾向的變化從根本來說就是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收入的變化(The General Theory，pp. 91-92 & 110)，這意味著，與可實現有效需求狀態相對應的均衡將達于這一數值，在這一數值上，工人階級的就業水平決定了產出的總供給價格和企業家的預期收益。不得不說，如果我們這樣閱讀凱恩斯，即展示凱恩斯試圖解釋和確定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各組成部分之間近乎循環的相互依存關系，那么要想確定他思想中的品格就并非易事。[14]然而，更進一步地考察表明，凱恩斯關于資本主義制度相互依賴關系的思考，建立在下述單一假定上：工資下降剛性。[15]構成凱恩斯思考的基礎的“最終自變量”是“雇主與雇員之間的談判所決定的工資單位”(The General Theory, pp. 375-76)。正是在這里，圍繞著這一主題，凱恩斯的理論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認識并且利用了工人階級在其完全自主性上表現出來的權力。這個階級既無法被，也無法被消滅。唯一的選擇就是理解這一階級的行動并對其加以調控。

　　在這一點上，凱恩斯的干預因為有效需求的原則而具有辯證性完全是性的，因為它試圖有意識地控制工人階級運動，這些運動必須作為既定的事實，作為過程的必要的且有效的因素被接受。凱恩斯思考中的全部的概念內容被涂上了力量平衡觀念的色彩。[16]因此，經濟政策的任務就是強行在收入和消費傾向上進行不斷，這才能確?？偵a和投資，進而帶來均衡的唯一可能的形式這一形式僅在下述條件下是有效的，即其準備接受力量平衡的所有風險和不確定性，這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將永遠存在。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總結有效需求理論的精神：它是以階級斗爭為假定前提，并試圖在日常生活中，以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式去解決這一斗爭。

　　[4] 在這一關系中，雷德威(W. B. Reddaway) 對凱恩斯在分析中將國家引入的方法進行了精彩的分析之所以精彩，特別是因為他強調了國家行動的內在的和“結構的”性質。(見W. B. Reddaway, “Keynesian Analysis and a Managed Economy”。)我們會發現，這正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分析對定義國家的嶄新模式變得格外重要的地方。

　　[5] 比爾多在《作為神話的計劃》中，提供了或許是關于在經濟計劃的視角下，對未來如何被吸收或者被納入到當下的最好的分析。他同時也澄清了這些對憲法規定的權利的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見Georges Burdeau, Le plan comme mythe。

　　[7] 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中文，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7頁。譯注

　　[8] 中文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頁。譯注

　　[9] 當然，盡管凱恩斯及其學派在對此展開了各式各樣的分析，關于它的最好的描述依然是馬克思對“社會資本”形成過程的敘述。See Capital,vol.2, p. 103?。

　　[10] 關于資本作為“社會負責”的核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1-4章中關于“資本循環的三個公式”，見Capital, vol.2, chapters 1-4。

　　[11] 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中文，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男人的圖片卡通，1999年，第2頁。譯注

　　[15] “凱恩斯在分析上的貢獻主要是指出了工資剛性這一假設的可能影響?，F在基本上普遍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凱恩斯的理論體系依賴于工資剛性假設。如果沒有這一假設，凱恩斯的體系就會崩潰，或者說，會失去其獨特性，正是這一特點將它與被不夠精確地稱作古典的體系區分開來。”(Gottfried Haberler, “Sixteen Years Later”，p. 291)。

　　[16] 下述定義作為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總需求函數把設想的各種就業量和各種就業量下的產量所期望能得到的賣價聯系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則為總需求函數上的一點;在該點，需求是有效的，因為，把總供給的情況考慮在內，該點相當于能使企業家預期利潤最大化的就業量。”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55。(此處的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2頁。譯注)

　　如果我們現在進一步考察當前的問題，即1929年的經驗如何導致國家結構的變遷男人的圖片卡通，我們就能發現凱恩斯的貢獻是何等激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轉型，不僅表現在其干預能力遍及整個社會，而且也體現在它的結構不得不反映工人階級的影響。在1929年之后，國家表現為一種一般的組織結構，其特征與其說是干預主義，不如說是體現了特定類型的階級動力。因此，理解我們目前的國家形式的特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強調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結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既然國家-形式(State-form)必須體現工人階級在社會上的影響，現在恰恰是在社會層面上，國家構建了在其自身結構中對工人階級運動進行控制的特殊形式。資本不得不從工廠主義和社會無政府狀態這個早先的對立關系(并以權利國家的形式，從對充滿矛盾的關系進行組織的初步嘗試)轉向立足于計劃的新的國家形式。這一新的國家形式會對工廠主義進行社會組織，并將這一剝削的組織擴散至全社會。從而，這一新的國家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全社會范圍內將組織和相結合，直接再生產了工廠形象。

　　因此，凱恩斯對國家的新概念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到目前為止，我們考察了他思想中好幾條獨立的線索，這些線索最終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然而，這不是說凱恩斯缺乏可以超越零散分析線索的總體視角。這一總體視角已然出現在他的利息率理論中。

　　在這個方面，凱恩斯的理論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因為在后者看來，在資本主義的非社會化階段，利息率是由生產領域之外的無政府因素決定的(而不是作為節欲的報酬以及資本品供求之間的一個自然平衡因素)。對凱恩斯來說，利息率取決于流動性偏好以及市場上的貨幣量。然而，如果這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會成為無法容忍的風險的犧牲品。單個資本家和食利者被賦予了不應該委托給他們的職能。這只會導致災難。我們為何要接受這個災難呢?我們真的必須將這一無政府秩序不可避免的解體交由生產過程的客觀力量嗎?這不僅會毀滅食利者，而且會讓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轟然坍塌清算的日子不遠矣。凱恩斯總結說，如果我們想要采取行動來拯救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就必須促成“食利者的安樂死”(這不僅在上非常緊急，在道義上也非常正當)。這將使集體資本得以將利息率降低至與“實現充分就業時的資本邊際效率相對應的那一點”(The General Theory, pp. 375-76 )。凱恩斯開出的全部藥方都可以用這一論斷加以概括。他的目的是為貨幣流通這一關鍵領域提供一個確切的保障，如此一來不平衡就可以得到控制。[1]

　　乍看起來，這些似乎只是對凱恩斯論點的進一步提煉，目的是在資本成為社會資本的層面上，對貨幣理論和生產理論加以整合。但仔細考察會發現，讓利息率從屬于與充分就業相關的資本邊際效率還有進一步的后果：這尤其體現在將凱恩斯的理論與古典勞動價值論相結的矛盾效應。[2] 這一種矛盾效應再次達到了這種程度，價值規律的再現最終提供了凱恩斯的視角的要害和實質。所有與價值規律的充分運行和直接控制無關的要素都被清除了。最為特別的是，這一制度即新的制度，新的國家因此在下述意義上被強化，該制度更充分的成為勞動價值規律得以實現的產物。在此我，們的確能看到下述等式得以應用“社會國家等同于基于勞動的國家”。這是凱恩斯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和他對資本辯護的最終且必然的結論。[3]

　　如果我們以批判的視角考察這一理論趨勢，就會發現這一理論趨勢是如何被表達的。有人可能會說，凱恩斯想要在社會資本的語境下驗證某些古典(或者如他所說，前古典的)經濟學的直覺。事實上，在回到社會資本的貨幣視角與生產性視角的關系時，凱恩斯引入了兩個趨勢性法則：平均利潤法則以及聲稱貨幣工資和實際工資傾向于收斂的法則。[4] 在這里，他接近于古典經濟學家對價值規律的純粹描述。我們幾乎可以說，就在資本發展成為社會資本的時候，資本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很明顯，這是一個視覺上的幻象，但同時也存在著歷史上的相似性。盡管個別企業的理論事實上忽視了價值規律的問題，但現在考察資本的集體身份的必要性使這個問題得以再度表述。但它不是以馬克思的術語再現的，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改良主義版本和社會主義版本再現的。它不僅作為描述過程的手段(即它如何以隱蔽和趨勢性的法則運動)再現，而且主要是作為規范和經濟戰略的一個核心目標而再現。

　　這就是凱恩斯對價值規律的重新利用為何會在他的思想中引入像社會利益、共同利益這樣的神秘化觀念的原因。凱恩斯將貨幣理論還原為生產理論，并且分析了這種還原在上的必要性以及這種還原得以實現的受控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呈現一個可以“不通過”而實現的最終境況：在這種境況中，利潤和利息率被縮減到零，并且貨幣關系(這是資產階級權力內部的自主性領域)會消失，因為貨幣會還原為單純的記賬單位，還原為一種在生產出來的商品之間的一般等價符號，于是偏好貨幣的所有理由都會消失。[5]社會利益，在消除了中介性和隸屬性要素之后，將和價值規律支配整個發展。資本變成了主義的：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主義(see Capital, vol.3, pp. 436ff.)。

　　然而，這對凱恩斯來說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展開路線在其論述過程中，他忘記了他的分析所植根的前提。寄望于價值規律的完全實現，實際上就是寄望于攫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規律的完全實現。利潤和利息率的一致且最后縮減為零，事實上與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并無不同(See Capital, vol.3, pp. 154?. and 358ff.)。剝削并沒有被消滅，被消滅的只是其無政府性和競爭性的方面。利潤和利息率也并沒有被消滅;只是不讓它們超過平均值。馬克思的反題依然是完好無損的即便凱恩斯對這個事實毫無興趣。[6] 更為有趣的事實是，凱恩斯的結論與其體系里的其他主要部分存在著公開的矛盾尤其是關于有效需求的理論。他主張社會利益不會為兩個相互對立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斗爭和權力關系所觸動，就否定了這一理論。不僅此前描述的社會現實現在被神秘化了，而且他的科學中也存在一個矛盾，因為他在構造發展規律時恰好依賴的現實，其存在現在又被他否認。進而言之，凱恩斯(不尋常的是他或許受到了劍橋道德哲學學派的影響)[7]在這里踏進了烏托邦的領地。

　　這種資本的觀念的確是空想性的一種如此全然社會性的資本，與其說是拒絕通過貨幣機制[8] 來表現自己，不如說是拒絕將自己呈現為剝削的社會力量，進而使自己具有自主性、并將自己表現為某種獨立的本質和霸權力量。這是一個短期的烏托邦，直到某一天，資本主義利用那因斗爭和危機而造成的實質性飛躍，將那些在通過市場實現利潤的過程中形成的最為明顯的扭曲予以消滅。而一旦完成這一步，隨之而來的就是那些在社會層面存在的統治和剝削關系的直接的神秘化。[9]這種神秘化的必然性就是在一種權力平衡中重建資本主義，自1917年以來，這種權力平衡的改變有利于工人階級。

　　不過，這樣的規劃全然是在資本歷史的框架內被決定的。它所反映的諸多必然性不僅是理論的，而且直接是的：之所以是理論的，蓋因這些必然性在上非常緊迫并發揮作用。相同的必然性，也由那些類似的對于危機的反思所激發，并成為美國新政的基礎，正如任何成熟資本主義內部重建的經驗一樣。當然，如果我們想研究一下新政，以了解新政是多么忠實于凱恩斯主義，我們很快就會醒悟事實上，沙赫特(Schacht)[10]的行為與劍橋學派的思考更加一致。凱恩斯自己也在下述意義上注意到：“讓資產階級國家去組織大到可以驗證我的論述的宏大實驗的開支，這在上似乎沒有可能，除非是在戰爭時期”(Keyn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Keynes Plan, 轉引自R.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p.307)。同樣要令人失望的，還有關于凱恩斯與美國政界、特別是與羅斯福的私人關系的分析。[11]

　　我們已經指認的構成凱恩斯體系的所有理論要素，在新政的實驗中也起到了它們的作用而且也產生了即便不相同也算類似的效果：從認識到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結構的影響，到旨在通過新的、公共資助的投資來刺激有效需求的和經濟手段;從強調對社會進行徹底的資本主義重建的緊迫性，到隨之而來的特殊的國家類型。[12]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就與國家-形式的變遷關系而言，只有新政的經驗明確了我們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的根本特征：認識到起作用的經濟力量之間關系的變化，以及在這種新的境況下重構與之相匹配的資本霸權。新政通過在根本上改變“游戲規則”，通過將資本統治精英的重構熱情與那些如今已被更新的、長期存在的憲法“正當程序”實踐進行令人驚異的綜合，而明確了這一點。在這里，我們最終看到了一個為了自我維護而大膽地采用和恢復“不斷”概念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毫無保留地行動，維護自己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本質，避免民粹主義或者傳統的進步主義意識形態的污點。這里所推行的是資本主義改良主義，這種改良主義與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不平衡的悲鳴相去甚遠，且對其能夠通過再生產自身來解決問題而極端自信。[13]

　　凱恩斯為何沒能看到這個激進的歷史性實驗與他自己的理論和思想的本質是何其接近呢?他為何沒能看到他的烏托邦的可能性，以及必然與之伴隨的神秘化呢?到頭來他在這兩方面都失算了。這種神秘化本身被一個最終方面揭示了，這便是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征：暴力的越來越多的使用。暴力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非直接的，但它總是存在于現代國家所從事的全面推進和調節的各項活動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根本的在凱恩斯那里只是再度附帶地出現，它不僅存在于伴隨著凱恩斯的科學活動的絕望的歷史哲學中，[14] 而且也存在于他的思想體系內。他勾勒了瀕于空想的資本主義重建的輪廓，也正是在這里，我們發現凱恩斯自己又回過頭來，將資本主義的重建這一基本問題視為處于階級關系之內的資本一方的弱點，這一階級關系界定了資本(因而他并沒有忘記作為他論述起點的現實，也沒有將他的信念僅僅建立在他為資本主義重建所提出的模型的基礎上)。對此的闡述出現在《通論》的一個關鍵之處重新發現利息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此處并不需要評價凱恩斯的這一命題是否具有科學有效性。只這樣說便足夠了：這一現有的闡述方式顯得比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闡述更有說服力，因為它并非基于對資本生產過剩的預測，而是基于對“追加資本貼現收益的下降以及新的資本品供給價格的提高”的預測。[15]在采用這個闡述的時候，凱恩斯得出了比他的烏托邦綱領大大貼近實際的結論，這些結論產生于作為他的出發點的基本形勢。他利用有效需求理論所提供的綱領，不再只是作為旨在實現穩定的各種政策的指標，而且作為預測的工具。這種預測源于對有效需求政策的應用，依照這一預測，需求會超過供給，且之前時期的通貨緊縮趨勢會讓位于持續的通貨膨脹的危險。概言之，這一預測的基礎在于出現了如下確定而不可逆的全部效應：工人階級的巨大壓力，是客觀上在新的資本設備基礎上進行生產這一生產是在被改變的階級關系內進行的。事實上，這便是在1929年事件所導致的資本主義改良之后，在生產活動的這一直接領域中階級關系的發展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新政時期，也就是在1937年衰退期間，這些都已經發生了。[16]

　　然而，在所有這些想要驅除恐懼的科學努力的盡頭，對未來的恐懼仍然存在，這是對災難以及“災難性的政黨”的恐懼。對凱恩斯來說，恐懼源于如下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是重構資本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承認，權力平衡得以鞏固的趨勢有利于工人階級。在階級關系處于動態的情況下，要創造新均衡的任何嘗試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將運動穩定在某一固定點變得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將信念寄托在權力上，并將權力作為一種獨立而特殊的現實。或許我們應該這樣解讀凱恩斯將一般利息拔高到絕對地位的做以及類似的，他從其有效需求這一理論綱領中所獲得的解放?在凱恩斯思想里有雙重運動，一方面，對于將國家結構認同為社會經濟過程持開放態度，另一方面，傾向于承認國家的一般利益與社會運動的特殊性相獨立并有所區別?；蛟S我們能從這種思想的雙重運動里看到一種矛盾，這一矛盾是制度的新生命所必然具有的?肯定無疑的是，這種不安全感不會減弱。采用制度術語對這一不安全感的唯一充分的翻譯，或許便是現代國家的極端暴力特征國家，再度意味著恐懼、對的需要以及暴力。也許這就是凱恩斯的烏托邦主義和神秘化得以消解的方式。與“災難性的政黨”算賬成為日常事件。資本的主義可以在其運動中吸納所有的價值，并能最為充分地代表發展的一般社會目標，但它永遠不可能剝奪工人階級的獨特性，這一獨特性就是對剝削的仇恨，且在任何既定的均衡水平都不能加以阻遏因為工人階級也是毀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方案。

　　[1] “貨幣的最重要的特點是能把現在和將來聯系在一起的微妙的環節”，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93。(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見凱恩斯，《就業45歲以上男人心理、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06頁。譯注)

　　[2] “以往各章的目的之一在于并把整個的價格論和價值論密切結合起來。我認為，把經濟學的內容區分為作為價值論、分配論的一個部分和作為其價格論的另一個部分是錯誤的分法”，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93。(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04-305頁。譯注)“因此，我欣賞古典學派以前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每一件物品都由勞動生產出來”，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213。(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20頁。譯注)。不過，斯威齊反對所有這類假設：“凱恩斯永遠也無法超越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局限，這種方法以從歷史環境中進行抽象的方式認識經濟生活，從而根本無法為社會行動提供科學的指導”，見Paul 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 p. 299。

　　[3] 在這種關系中，《通論》的結論是具有典范意義的。這些結論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體系毫無保留的頌歌：“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來認為，現有的經濟制度對已經被使用的生產要素具有嚴重的使用不當之處” 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 379。(中譯文采用高鴻業的譯法，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92頁。譯注)得到凈化的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食利者的安樂死，自由與效率，聯合與保存，勞動與自由的強化，這些都是一再出現的口號。很容易將這些口號組成一個具備最大化意識形態內容的完整意象這足以讓那些號稱自己的方法價值中立的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感到不適。

　　[5] 在對先知/上師西爾沃格塞爾(Silvio Gesell)的令人奇怪的認同中(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353-58)，凱恩斯走得如此之遠，不僅表示支持格塞爾的消滅貨幣利息率的提議，而且還認真考慮了格賽爾以印花券來取代貨幣的提議(抑或以信仰療救的方法)。若將這種臆想置于一邊，凱恩斯對資本邊際效率縮減到零這一理論的表述，可以在《通論》第220-221頁找到最具科學性和意識形態性的形式，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 220-21。(格賽爾：1862-1930, 德國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中任財政部長，蒲魯東的追隨者男生說吃糖怎么回。凱恩斯曾斷言：“未來向格塞爾學習的將比向馬克思學的更多男生說吃糖怎么回。”譯注)

　　[6] 《通論》只有幾處提及了馬克思(見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32 and 355ff.)，并且是泛泛之論，讓人覺得作者對馬克思的所知有限。(不管怎樣，凱恩斯在《精英的聚會》中承認“對馬克思主義并不精通”。)凱恩斯對十月和蘇維埃無產階級國家的論斷也非常淺薄(見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pp. 63-67, and Essays in persuasion, pp. 253-71 and 312-17)。在我看來，在這些情況下，發言的是作為證券交易所投機者的凱恩斯而非作為科學家的凱恩斯。從這個觀點來看，如下的陳述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怎么能采納(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寧要粗茶淡飯不要珍饈佳肴，頌揚粗野的無產階級卻貶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后者無論有什么樣的錯誤，依然代表著生命的品質并且當仁不讓地承載著人類進步的重任?”(見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p. 258) 。

　　[8] 這種資本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在對貨幣的拒絕以及貨幣“被各種各樣的流通信用形式所取代”的方案中表現出來有其可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已經給出了證明，見Marx, Capital, vol.3,pp.606-7。

　　[9]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積累的增長包含著資本積聚的增長。因此，資本的權力在增長，社會生產條件與實際生產者分離而在資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獨立化過程也在增長。資本越來越表現為社會權力，這種權力的執行者是資本家，它和單個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東西不再發生任何可能的關系;但是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見Marx, Capital, vol.3,p. 264。(中譯文采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93-94頁。譯注)。

　　[12] 施萊辛格, 霍夫斯塔德和艾奧迪(見我們前面所引的著作)注意到，新政并沒有特別忠實于凱恩斯主義，但同時他們也觀察到，雙方的構架中存在著客觀的重疊。這似乎是應該強調的重點。

　　[13] 霍夫斯塔德將這種新的工會會員構成視為美國改良主義新階段的重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