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丨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欲

簡介

到了中華帝國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東去的前夕，卻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個曾國藩。

作者 | 許紀霖

在整個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上半葉，曾國藩可一直是經(jīng)久不衰的人格偶像。梁啟超、蔡鍔、青年毛澤東、蔣老先生都曾經(jīng)崇拜之至。不僅帶兵的、為官的、有政治抱負的服膺他，連一般讀書人也對他敬佩不已，視之為儒家內(nèi)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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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圣外王”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天下篇》中，但它一直是儒家義理結(jié)構(gòu)中的核心理念。內(nèi)圣外王本來有兩層含義，社會政治層面的暫且不提，就人格理想層面而言，說的是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內(nèi)在之善，內(nèi)在之善通過個人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圣，進而向外擴展治國、兼善天下，是儒家人格發(fā)展的終極理想。《大學》中的三綱領、八條目集中地表達了儒家內(nèi)圣外王理念的內(nèi)在邏輯。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依次涉及到知識（格物致知）、道德（誠意正心修身）和社會政治（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層面的問題。它們呈現(xiàn)出體（道德）、用（政治）、文（知識）的等級關系。

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已經(jīng)揭示了內(nèi)圣外王的犖犖大端，從內(nèi)圣外王所包含的知識、道德和政治三者關系來看，先秦之儒還比較注重它們之間的圓通和平衡，盡管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已經(jīng)分別表現(xiàn)出內(nèi)圣和外王的兩歧性指向。以后的各代儒家對內(nèi)圣外王都有其各自側(cè)重點，以較具典型意義的漢儒、宋儒和清儒來說，分別以立功（政治）、立德（道德）和立言（知識）形成了自己的一代特色。內(nèi)圣外王的各方面成就實在要求太高，雖然其為各代儒家所心儀，但每一代儒者都不免抱殘守闕，“三不朽”之偉業(yè)，令一般儒林士子無法三全，終身報憾矣。

偏偏到了中華帝國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東去的前夕，卻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個曾國藩。從他完成的業(yè)績來看，確乎是前無古人，后無追者：作為晚清名臣，統(tǒng)帥湘軍、平定叛亂，中興王朝；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識大勢，順潮流，辦洋務，開中國現(xiàn)代化之濫觴，此為事功之業(yè)。作為最后一個理學家，一宗宋儒，又不廢漢學，以經(jīng)世致用之精神，不拘一家一說之定規(guī)，博采群學，淹貫眾流，義理、訓詁、詞章、經(jīng)濟均不偏廢，各有所得；尤其是得桐城姚　之遺風，在“古文”寫作上達到了開宗立派的成就，此為學問之業(yè)。作為一代人師，身居一品高位，仍然勤廉為本，慎獨、主敬、求仁、習勞，以一己之道德形象凝聚千軍萬馬、百官同僚，成為儒家倫理的人格楷模，此為德性之業(yè)。事業(yè)、學業(yè)和德業(yè)，能在一個方面有所成就，就足以留芳百世，何況三業(yè)并舉，自然令后人仰慕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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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曾國藩在許多方面頗類似亭林先生。曾本人對明末清初的那批名耆也是推崇備至：他說：“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nóng)、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zhí)，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zhì)，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氣性命之玄談、開經(jīng)世致用風氣之人，他留心經(jīng)世之學，廣抄經(jīng)史子書。他在江河破碎、士風敗壞之世，又高風亮節(jié)，以浩然正氣撐起一爿天地。正所謂“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也。顧亭林的學業(yè)、德業(yè)成就之高，是曾國藩難以望其項背的，倘若生逢其時，完全有可能取得彪柄萬世的非凡事功。因為他并非冬烘先生，從潛質(zhì)上說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可惜歷史不曾給他這樣的機遇。

相形之下，曾國藩是幸運的。他處于王朝末年的亂世之中，太平軍的造反、滿清貴族的無能，為他提供了在朝廷體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歷史空間。亂世出英雄，曾國藩遂得以一舉成名。一代晚清重臣為拯救時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經(jīng)世致用傳統(tǒng)，義理實學并重，以知進德，以德致用，終于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偉業(yè)。

不過，如此招人眼紅的“三不朽”之業(yè)，實在說來也多少是后人的溢美之詞。旁的不說，即使以儒家內(nèi)圣外王的自家標準，在理想人格一層當然還算說得過去，但儒者的終極關懷并非止于個人的成圣成王，而是堯舜之世的再現(xiàn)。內(nèi)圣外王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意思是說理想的社會乃是合乎倫理原則的人際秩序，這一理想的實現(xiàn)有賴政治精英個人的道德素質(zhì)，因此由圣人執(zhí)政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途徑。亭林先生在世之時，一直期盼著“正人心，厚風俗”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舉一動無不具有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曾國藩亦作如此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zhuǎn)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zhuǎn)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

曾國藩之所以一生慎獨，嚴于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轉(zhuǎn)移習俗，陶鑄人才”么？在他的周圍、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薛福成、容閎等等。曾國藩能夠吸引一時之英豪，除了他標舉的事業(yè)有號召力和識才擅用之外，還與他人格魅力有關。曾國藩是一個補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亂世豪杰，并非象他的對手洪秀全那樣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從來不訴諸于“奇里斯瑪”（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國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賢型的，以個人蹌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養(yǎng)成為眾人的行為楷模。這樣的人格缺乏思想的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