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90后:被中年危機被貧窮被坑還被嘲笑……
我今年35歲,是年齡最大的80后一代。十年來,我一直渴望成年。我的房租幾乎占了我一半的收入。自從冥王星成為的時間(2005年)算起,我的工作一直不穩定,儲蓄減少的速度 比南極冰川融化還快。
我們都聽過那些統計。更多的90后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不是搬出去合租。我們拖延結婚、買房、生子,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拖得更久。而根據老一輩人的說法,我們是咎由自取:我們選錯了專業,我們剁手買不需要的東西;我們不吃早飯,不出去去逛街,不用手帕,不打高爾夫
這就是年輕的感覺。我們不但被人坑了,還得聽他們來笑我們懶,給我們發個安慰。
與陳詞濫調相反,絕大多數的90后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像咖啡師那樣工作,也不能依賴父母的幫助。其他人對我們這代人的刻板印象只適用于一小部分的富二代。所以,我們所處的比大多數人所意識到的還要。
與前幾代人相比,我們在個人層面上沒什么不同,但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大不一樣。工資停滯不前,行業陷入困境,安穩生活的每一個前提條件——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成本已高到讓人喘不過氣。從工作保障到社會保障網絡,所有我們的結構都遭到了。我們晉升為中產階級的機會也掙悄然消逝。
“我呼吸的時候感覺好像有東西要從我的胸口跳出來,”金米·馬辛格說。“我25歲了,仍然像剛進入社會時一樣,拿著最低工資。“她周四在一家牙科診所工作,周五做保姆,周末照看孩子。但她仍然付不起房租、汽車租賃和學生貸款。今年早些時候,她不得不借錢申請破產。我聽到了全國各地90后同樣的憂慮。
人們很容易將這一切歸結為2008年以來的經濟衰退。但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不幸,經濟衰退只是催化劑,恰巧和歷史性的經濟弊病碰到一起。這些病灶蟄伏了幾十年,一代代演變,變成了專坑年輕人的機器。如果沒有改變,我們的災難將成為美國的災難。
記得2010年,斯科特剛大學畢業,獲得了經濟學學士學位,商科副學士學位,并背負30000美元的學生債務。但找工作面試的時候,他是房間里資歷最差的人。其他應聘者要么有資深的工作經驗,要么有研究生學位。有些人看起來像是50多歲。“有一次,人力資源代表告訴我們,她每周做三次這樣的面試,都不乏履歷優異的”,斯科特說,“那時,我只知道我永遠找不到工作。”
在連續六個月的申請和面試之后,斯科特回到了他高中打工時的工廠。之后,他四處奔波——賣西裝、洗地毯、服務員——直到他知道巴士司機每小時掙22美元,并有五險一金。他已經干了一年了。這是他賺過的最多的錢。但他仍然住在家里,每月交幾百塊幫他媽媽付房租。
理論上,斯科特可以再次申請銀行工作。但他畢業將近8年,也沒有相關經驗。他有時會考慮讀個碩士學位。但這意味著他的薪水和福利將空缺兩年,并背負一個五位數的債務,僅僅是為了在30歲時拿到一個入門級的職位——而這個職位薪水比他開公交要少。按他目前的工資計算,他將在六個月內搬出去自己住,并在20年內還清助學貸款。
在當今社會中,有數百萬斯科特這樣的人。根據2010年的一項研究,你大學畢業那年的失業率每上升1%,就意味著你的起薪會下降6%到8%。這一劣勢可能會持續數十年。一些估計顯示,48%的擁有大學文憑的雇員,履歷是超過其崗位任職要求的。
但是大學文憑泛濫的真正者是那三分之二沒上過大學的90后年輕人。自2010年以來,經濟增加了116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1150萬個崗位流向了受過大學教育的。
幾十年來,美國大部分的就業增長都是低工資、低技能、臨時和短期工作。現在,像我們父母那樣的穩定職業已經越來越少了。
穩定就業的下滑主要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私募股權公司和商業銀行把企業從市場上拿下來,裁員或者外包工人,然后把這些業務賣給投資者。公司不再對其工人、退休人員或社區負有責任。
更高的員工工資成了需要削減的奢侈品。工會,作為偉大的工資談判者,成了敵對。最終,雇員被公司當成負累。公司決定,提高股價的最快方式是雇用兼職人員,降低工資,將現有員工變成派遣工。
2015年,問責局估計,有40%的美國工人是通過某種勞務派遣被雇傭的。當雇員被“重新歸類”為派遣工時,他們損失了40%的工資。前幾代人可以在舊經濟中積累豐富的經驗和收入。而我們的培訓越來越少,通過工會談判的機會也微乎其微。此外,當優步、滴滴、外賣軟件等“零工經濟”完善他們的算法,我們將越來越多地受到企業的。這些企業只想在我們創造收入的時候付錢,多一秒鐘都不會管我們。
在過去的30年里,行業協會成功地游說州,要求人們在幾十個過去從來不需要的工作中攜帶職業許可證。目前,近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需要某種執照才能作業,而1950年這個數字還不到5%。在大多數其他發達國家,你不需要許可就可以理發或倒飲料。在這里,這些工作可能需要高達20000美元的學費和2100小時的教學和無報酬的實習。
教育成本、勞務派遣的興起、職業技能的屏障,所有這些趨勢都形塑了一種現象:故意將經濟衰退和行業的風險,從企業轉移到了個人。
致貧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過程。就像墜機一樣,貧窮并不是由于某件事出了錯而導致的。通常,它是一系列的不幸——失業,然后車禍,然后被房東趕出來。這些不幸相互,疊加在一起。
杜克大學的教授Anirudh Krishna在過去15年里采訪了1000多名陷入貧困和脫貧的人。他犀利地描述道:我們經常把美國的貧困人口看作是一個集合,一個固定人群,多年來一直處于貧困狀態。然而貧困更像是一個湖泊,溪流源源不斷地流入和流出。貧窮風險人群遠遠多于實際貧窮的人數。
加布里埃爾今年19歲,住在俄勒岡州的一個小鎮上。他會彈鋼琴,直到最近,他都在為未來上藝術學院存錢。去年夏天,他在一家保健品廠工作。每天拉箱子和混合配料,這不是最迷人的工作,但他每小時賺了12.5美元,他希望證明自己,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
后來他妹妹出了車禍。加布里埃爾說:“她不能走,也不能思考。”他的媽媽不能冒著失業風險休假一天,于是加布里埃爾打電話給他的老板,留言說他必須缺勤一天才能把他的妹妹從醫院接回家。第二天,他被解雇了。一位前同事告訴他,他有缺勤記錄意味著今后不太可能再在那里找到工作。
所以,現在加布里埃爾和他媽媽,妹妹住在一個拖車里。他的大部分薪水都花用來買汽油和食品雜貨,因為他媽媽的收入用來支付妹妹的醫療賬單。他還是想上大學,但他目前只能勉強維持。“我不明白為什么生活這么難”,他對我說。“我們所有人離一無所有的距離可能只有一場簡單的意外”,西雅圖的破產律師阿什利·勞伯說。
每當泰隆搬進新公寓時,他就赤身躺在客廳的地板上,為了提醒自己多年來沒有地板,也沒有天花板的日子。他在佐治亞州流浪了四年,睡在長凳上,在炎熱的天氣里騎車面試。他必須提前一個小時到達,這樣他就不會在和面試官握手的時候大汗淋漓。當他終于找到一份工作時,他的同事發現他在加油站的浴室里洗澡。不堪羞辱,他辭職了。“同事說我身上有流浪漢的味道”,他說。
泰隆六年前搬到西雅圖,那時他23歲,因為他聽說那里的最低工資幾乎是他在亞特蘭大做的兩倍。他在一家雜貨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為了存錢,睡在了一個所里。從那以后,他的收入增加了,但是他住得越來越遠離城市。泰隆在建筑工地做保安,每小時掙17美元。這是他有史以來的最高工資。但他是個派遣工,所以他沒有病假和醫保。他的房租是每月1100美元,對他來說不便宜。可只有這里能讓他搬進去而不用付全額押金。
由于租金一號到期,而他在七號發工資,房東給他每個月的賬單加了100美金的滯納金。除此之外,他每天要從住的郊區坐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到他工作的郊區。扣完車費,每月只剩200美元吃飯。
很多年輕人像泰隆這樣獨居,年收入不到30000美元。這些人的數量是和父母生活90后的兩倍。
以前,我們都覺得租房沒什么,就像游戲里的一關而已。你租一段時間,慢慢存一筆首付,然后你和你的伴侶買了一套新房子,然后你搬到一個更大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家庭。一旦你還清了抵押貸款,你的房子要么賣出去得一筆財富,要么等退休后養老。
當租金低到每月能存錢,房子還買得起的時候,這種做法效果很好。但在過去的40年里,租金漲幅是收入的兩倍多。我父親買第一所房子花了他20個月的工資。我如果要買房得花十多年。
自大蕭條以來,那些穩定又工資高的好工作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大城市里。但是,大城市的租金飆升,任憑你高再工資也付不起。
根據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早在1970年,一個從低收入地區轉移到高收入地區的非技術工人刨去房租后,他還剩79%的工資能用來生活。2010年,你到城里打工,交完房租只能剩36%的工資。
這讓年輕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大學學位的年輕人,別無選擇。他們可以搬到一個有好工作但租金瘋漲的大城市。或者,他們可以搬到低租金的地方,但幾乎不可能找到超過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作。
修復我們面前的巨坑,光想是沒有用的。即便經濟回暖、失業緩解,年輕人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一個鐵飯碗干一輩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指望經濟回到我們父輩時期,與緣木求魚無異。
然而,迄今為止,已經有一大堆還未實現的政策,至少將開始鞏固我們的未來,重新為年輕人建立安全網。即使美國的形勢嚴峻,我們也可以開始建立一個平臺來集結力量。提高最低工資并與通貨膨脹掛鉤;廢除反工會法,賦予工人更多的來對抗隨意棄置他們的公司;讓稅法不再偏向富人。
我們需要機構來回應我們現在的工作方式。“移動福利”(Portable benefits)是一個多年來一直在興起的想法,它試圖打破那些獲得支持和工人的全職雇員和那些一無所獲的派遣工之間的零和差別。
當你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常簡單的:把福利附加到工作上而不是職業上。你每工作一個小時,老板都會拿出一筆錢存到一個基金帳戶里,當你生病、懷孕、年老或被解雇時支取。這個賬戶會跟著你從一個工作到另一個工作,無論你是在那里工作一天、一個月還是一年,公司都要給錢。
早在我們發明“零工經濟”這個詞之前,就已經有很多類似“移動福利”的小規模的實驗來抵消非正規就業的不安全感。
一些建筑工人有一個“小時銀行”,當他們工作的時候,有錢存進去,即使有段時間沒有工作,他們也能有福利。好萊塢的演員和技術人員的健康和養老金計劃會跟隨他們從一個電影項目到下一個電影項目。
另一個不需要費腦的實驗是擴大就業計劃。這聽起來可能過于雄心勃勃。2010年,作為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密西西比州啟動了一項計劃,雇主每雇傭一個新員工,就給雇主補貼該員工一個月的全額工資(100%),然后逐漸減少到25%。該主要針對低收入的母親和長期失業者。接近一半的受益者不到30歲。
實驗的效果很好。對于普通參與者來說,補貼工資只持續了13周。然而,該計劃結束后的一年,長期失業的工人的收入仍然是上一年的近九倍。要么他們保留了通過補貼獲得的工作,要么他們那段時間的工作經驗幫助他們找到了新的工作。
正如《90后與創造我們的時刻》一書的作者肖恩·斯科特告訴我的那樣,“我們要么干,要么被干。”
上一代留給我們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轉的。但我們仍然有得選。我們習慣于感到無助,因為在大部分生活中,我們一直受制于無法控制的巨大力量。但很快,我們會成為掌控世界的一代。
問題是,隨著我們步入時代,我們的孩子是否有一天會寫一篇這樣的文章來聲討我們。我們可以經濟基礎不斷,并在社會保障消失之前,看看資本的不會淹死我們。
或者,我們可以著手建立一個公平的未來,按照我們的價值觀和人口結構,以及我們希望擁有的所有機會。也許這聽起來很幼稚,也許確實如此。但我覺得我們有資格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