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醫生簡直像藥店售貨員

　　才華橫溢的壯年記者跳樓，年收入百萬的公司財務總監燒炭，部門廳局級干部跳河……近年來，抑郁癥不再是一個令人陌生的醫學名詞，而成為時常見諸報端的“生命殺手”，帶走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其中既包括事業有成、前途看好的官員、企業家、學者等社會知名人士，更有無法面對競爭壓力的大學生以及各行各業的普通人。

　　但與日益、不斷蔓延的抑郁癥高發勢頭相比，目前我國對抑郁癥的治療和干預卻顯得相當乏力：患者在心理門診渴望得到心理疏導，卻每每面對“只開一堆藥”的匆匆結局。而全社會對抑郁癥患者的關懷和撫慰，也停留在相對的原始狀態，使得身陷病情困擾的抑郁癥患者更加無助和。

　　“尷尬”如何破？“歧視”如何解？面對抑郁癥的不斷，還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價，才能敲響防治警鐘？

　　8月13日，《南方周末》前調查記者朝格圖跳樓。據悉，朝格圖生前曾抑郁癥的困擾。

　　7月中旬，剛過50歲生日的華碩CFO明在駕車時將炭盆燃燒，躺在駕駛座死亡。明的妻子表示明患有抑郁癥，長期接受治療。

　　抑郁癥又稱抑郁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是障礙的主要類型，一些患者因情緒消沉，呈現悶悶不樂、悲痛欲絕、自卑抑郁，甚至悲觀厭世的反應，甚至或行為。

　　抑郁癥被稱為科的“感冒”，有統計顯示，70%的人一生中至少體驗過一次抑郁。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抑郁癥發病率約11%，有3.4億抑郁癥患者，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疾病，而預計到2020年，抑郁癥可能成為僅次于心臟病的第二大疾患。

　　由于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帶來高壓力、高強度的社會工作節奏，加上心理疾病常識的不夠普及，近年來中國抑郁癥等心理疾病持續高發。據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心理科教授梅介紹，目前中國成年人疾病患病率達17.5%，約有1.73億人患有不同程度障礙，其中抑郁癥是重要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身亡。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學科教授王哲指出，抑郁癥損傷的是細膩、精華的功能，即腦力勞動的強度越大，抑郁癥的損傷程度越高。“在目前社會節奏快、社會壓力大以及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的情況下，需要人們高功能的活動也逐漸加強，抑郁癥對人們的損傷程度越發得以彰顯，帶來的危害也不容小覷。”

　　“我想要的是和醫生傾訴解開，不是塞給我一大堆藥讓我吃。”一位大學生抑郁癥患者小麗（化名）表示，去醫院看病時醫生讓她做一份人格量表，就據此開藥，根本不聽傾訴，“心理醫生簡直像藥店售貨員”。

　　王哲表示，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雙管齊下，必要時借助儀器治療，才能達到較為理想的診療效果。“臨床上單純藥物治療有效率在60%，但雙管齊下可達到75%。不過目前中國抑郁癥患者還是以接受單純藥物治療為主。”

　　心理醫生作為心理疾病診療的“王牌軍”，“重開藥輕診療”已成為臨床多發現象，開大處方的情況也難以避免。

　　按照心理診療常規標準，單例病人首診時間應達到40分鐘，復診時間至少20分鐘，綜合算來一位心理醫生一上午不上廁所不休息，接診數也不應超過10人。然而記者了解到，有些心理醫生在出門診時一上午能看30多名患者，大量壓縮問診時間，也被一些患者吐槽“除了開藥積極，剩下啥都不問”。

　　“一方面與醫生趨利心理有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醫療服務收費標準的不合理。”王哲告訴記者，心理醫生“線元，且服務費要悉數給醫院；而開藥的線分鐘就能開出幾百塊錢的藥，其中還不乏帶有“回扣”的藥品。“在三甲大醫院，一個有處方權的門診醫生，如果快節奏看病，一天的藥品回扣都能有1000元。”

　　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何茹告訴記者，自己曾接診一位大學生患者，4小時“線元。“繳費時患者以為自己眼睛花了，特地跑回來問我‘怎么收費那么低’。現在市面上普通心理咨詢師都一小時200至500元。”

　　正是這種收費的不合理，使大量醫生選擇棄用心理治療，導致部分抑郁癥患者的治療不夠全面有效。“尤其是三甲大醫院，提供心理治療都是年輕醫生和實習學生，副教授以上的基本都不去做，認為服務價值和個人不匹配。”王哲表示。

　　梅教授說，與大量患者需求相比，目前中國醫院設立心理科室數量較少，且多以門診形式為主，開辟住院部門的則更少。以沈陽為例，目前只有兩家醫院開設心理病房。然而實際上嚴重心理疾病患者與其他重癥患者一樣，都需要住院觀察治療。

　　據了解，心理病房屬于勞動密集型，人工耗時多但是費用低，在醫院相對邊緣化，大部分醫院設立病房的積極性也不高。王哲表示，醫院如果設置住院病房，醫學科的效益是平均醫院效益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很多醫院權衡后選擇不設立。“即使是科門診，效益也達不到醫院的要求指標，醫生績效只能拿平均。”

　　安定醫院副院長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雖然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在6%左右，但50%的抑郁癥患者經過治療后癥狀能夠消失，社會功能能夠恢復。

　　然而，與充滿治愈希望相對的，卻是診療人才的奇缺。王哲表示，中國臨床醫生約270萬，其中從事科的只有2萬多，還不到總額的1%。“然而從醫療體系的社會經濟負擔來看，中國目前疾病要花掉社會經濟資源的10%以上，人才配置與社會實際所需嚴重不匹配。”

　　而不受重視、收入偏低等原因，也導致大量心理醫學人才流失。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表示，目前中國接受正規系統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中，只有20%左右從事一線應用治療工作；而美國接受正規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有20萬人，90%都活躍在一線應用治療領域。

　　目前在心理診療行業多見的“速診醫生”和“光開藥醫生”，也容易引發心理疾病患者的不信任，進而從臨床脫落到社會，面臨非正規咨詢耽誤治療的風險。

　　針對這些困局與“尷尬”，何茹等業內人士，有關部門宜加強對醫生職業教育，提高醫生治療費和服務費，促其合理使用藥物，重視心理治療手段。“加快心理醫生多點執業，引入民營資本擴大設立心理病房，避免增加醫院擴建和壓縮其他科室風險。”

　　除此之外，對于心理疾病的和恥感也成為延誤治療的重要因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中心的數據顯示，目前對疾病的知曉率不足五成，導致首診誤診率較高。而“談抑郁色變”的現狀，也使戴著有色眼鏡審視患者，患者自己也易諱疾忌醫。

　　王哲告訴記者，科醫生雖然也可以開病假條，但患者卻大多要求骨科、傳染科等其他科室替開，因為怕受到單位和周圍人的歧視。“其實學生群體是抑郁癥的高發人群，但我在教育部門查看病假資料時發現，極少有寫著抑郁癥的病假條，更多都被肝炎、骨折等原因代替。前來就診的孩子家長，也很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歧視。”

　　專家，在全社會加強心理健康宣傳，提高對心理健康認知程度，同時完理科室的會診和轉診機制，減少心理疾病的誤診率。“有關部門可完善彈性工作制，安排合理的休假制度，讓也可以適度休息，避免過勞致病。”王哲說。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再次的快速應對能力，疫情爆發初期韓國的應對不力受到多方詬病，目前正面臨新一輪防控形勢的嚴峻。

　　在京東商城、蘇寧易購、天貓、1號店和亞馬遜這5家綜合性購物平臺購買了智能手環和家庭裝洗衣液兩種商品。綜合來看， 1號店在退貨政策執行上表現比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