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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公開征求意見

　　近日，《山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公開征求意見。女職工經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痛經或者月經過多，申請休息的，給予其病假1至2天。

　　其實 ,類似的“月經假”，且不說國外，在國內一些省份已有先例，而且不止是征求意見，是早已落地實施的政策。

　　2017年2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就包括這一條：從事連續4個小時以上立位作業的女職工，月經期間經本人申請，用人單位應當為其安排適當的工間休息。

　　早在2009年10月，國務院法制辦就曾修訂《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確立對于女性經期休養權益的保護。從2016年安徽出臺相應的地方規定開始至今，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陸續出臺了相應規定。

　　賬面上看，女性職工的休假福利確實越來越多了，但面對職場競爭壓力和陰魂不散的性別歧視，有多少職場女性敢于輕易動用這種福利，不得而知。

　　恐怕很多人一看到這個標題，就一邊點開一邊怪笑了。然而 30 年前，美國女性主義者葛羅莉亞?斯坦能（Gloria Steinem）寫下這行字的時候，未必能有這么輕松的心情。

　　想象一下月經對于女人意味著什么。麻煩？那幾天的生活心情總是一團糟。負累？每個月總有幾天要受它所累。虛弱？總是感到體力不支無法工作。不潔？被弄臟的衣物叫人無法忍受。更重要的是，禁忌？當月經只能被叫成大姨媽、老朋友，當女生只能在課間偷偷傳遞衛生巾，當電視里一切衛生巾廣告都要借助藍色不明液體？

　　1984年，葛羅莉亞?斯坦能寫了一篇題為《如果男人來大姨媽》的雜文。她回答道，答案很簡單，月經會變成一種令人羨慕、值得夸耀、充滿男子氣概的東西：男孩們長大的標志便是初潮，社會會舉行宗教儀式和聚會，慶賀他們成長為男人；他們會吹噓自己的經期有多長，量有多大。

　　衛生巾等用品會由聯邦免費提供（當然了，一些男性愿意自己花錢買更好的產品，比如湯姆克魯斯牌衛生棉條，泰森牌重拳衛生巾，賈斯丁比伯牌超長夜用款*）。

　　軍人、右翼政客和原教旨主義者會把月經說成 “男經”（月經英文為 menstruation, 此處為 men-struation），以此證明只有男人才配當兵、進政要機關、成為神父牧師和法師。

　　男激進主義者、左翼政客和神秘主義者，則會堅信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只是有所不同。他們宣稱男男生子文專業戶，任何女性只要能通過自殘每月流血（‘哪有不流血！’），承認男性月經的優越性，或服膺于男人們的 “周期啟蒙”二次元人物繪畫男生，她們就應該進入和男人同等的行列。

　　街邊小混混會這樣吹噓自己：“嘿！我可是一天用三片衛生巾的男人”。當他們的伙伴說 “你今天看起來很酷” 的時候，他們會這樣回答：“是啊，我這不正來月經嘛！”

　　電視節目會著力表現這件事，比如謝耳朵和萊納德會安慰已經兩個月沒來月經的霍華德 “你還是好樣的”*。

　　男知識分子們會提供最有道德、最合邏輯的解釋：缺少了月經——那與生俱來的衡量月亮與星星的天賦，女人要如何掌握需要感知時間、空間、數字、計量的學科？更不要說哲學和宗教領域了，女人拿什么補償她們錯過了的“宇宙的韻律”呢？

　　各領域的男自由派則會充當和事佬：這些女人少了衡量生命和連接宇宙的能力，已經是足夠大的懲罰，我們何必再為難她們？

　　女人們又會有什么反應呢？傳統女性，不用猜，定會帶著那受虐狂般忠誠的微笑，對一切評論點頭稱是。“你們丈夫的經血就像上帝的那般圣潔，以及！” 反女權的女性如是訓誡。改革派女權主義者試圖模仿男性，假裝也有月經周期。所有女權主義者會無休止地解釋，男人也需要從 “來自火星的好斗性” 的錯誤觀點中解放出來，正如女性需要從 “月經崇拜” 中獲得解脫。激進女權主義者會強調，對于非月經的壓迫是其他一切壓迫的模式（‘吸血鬼是我們自由的先驅！’）。文化女權主義者會在她們的藝術或文學中創造出一種 “無血意象”。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堅信，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男人才有能力壟斷經血……

　　不過，在亞文化網劇《太子妃升職記》中男生生理期叫啥，穿越變性后的太子妃面對月事卻是驚慌失措，甚至要召開“月事研討會”來交流擔驚受怕和疼痛難忍的心得體驗。事實上，那些體驗月經的男人的感受無不如此。

　　可惜這種切身體驗過女性身體痛楚的男性少之又少。我們的文化賦予了月經太多的象征和隱喻，同時卻有意無意忽略了它對女性直接的身體經驗意味著什么。月經期間的種種不便需要優雅的隱藏起來，廣泛存在的痛經，則被男性想象成夸大了的痛苦；另一方面，痛經帶來情緒變化又被視為女性本質上是不理性的標志。

　　據不完全統計，包括北京、上海、陜西、山西、安徽男生生理期叫啥、浙江男生生理期叫啥、湖北、江蘇、江西男男生子文專業戶、山東、甘肅生理期幾天算正常、湖南、四川等在內的十余個省份都在地方性法規中明確了女性勞動者有生理假的權利。

　　然而，即便是女性也不見得會歡迎這一政策。它增加了企業雇用女職工的成本，卻沒有對用人單位做出補償，造成性別歧視，又沒有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救濟渠道。即便有這樣的假期男男生子文專業戶，休生理假本身也會被視為身體素質差、情緒不穩定、消極怠工、無責任心，連是否好意思開口提生理假都成問題。

　　有人戲言，現代女性解放的三寶就是衛生棉、止痛片和洗碗機，將女性從生理不便和繁忙家務中解脫出來。曾奕田母親初次使用衛生棉的幸福感也是由此而來，但這種技術上的解放難以解除社會文化意義上的鉗制生理期幾天算正常。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隱喻性思考。”

　　近日，《山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公開征求意見。女職工經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痛經或者月經過多，申請休息的，給予其病假1至2天。

　　類似的“月經假”，且不說國外，在國內一些省份已有先例，而且不止是征求意見，是早已落地實施的政策。

　　2017年2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東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就包括這一條：從事連續4個小時以上立位作業的女職工，月經期間經本人申請，用人單位應當為其安排適當的工間休息。

　　早在2009年10月，國務院法制辦就曾修訂《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確立對于女性經期休養權益的保護。從2016年安徽出臺相應的地方規定開始至今，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陸續出臺了相應規定。

　　賬面上看，女性職工的休假福利確實越來越多了，但面對職場競爭壓力和陰魂不散的性別歧視，有多少職場女性敢于輕易動用這種福利，不得而知。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提出要保障國民旅游休閑時間，到2020年職工帶薪休假制度基本落實。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等法規，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職工就有年假了。同時，“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

　　除年假外，我國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約60天增長到目前的115天，占全年的比例超過31%，再加上帶薪休假，賬面上看，國人每年有超過1/3的時間在休假，這在全球來講也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到了實際操作層面男男生子文專業戶，放假就身不由己了，多項研究調查顯示，在帶薪休假這個事上，中國勞動者普遍顯得相當佛系，不爭不搶，有就放，沒有也不吭聲。而用人單位在落實帶薪休假方面，也普遍缺乏積極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發布的《休閑綠皮書：2017—2018年中國休閑發展報告》指出，2016年北京城市勞動者有30.1%的人沒有享受帶薪休假。在這些人中，“工作太忙，沒時間休”的占比達45.6%，“單位無帶薪休假制度”“競爭壓力大、擔心失業”等原因位居其后。

　　當前職場女性迫切需要的顯然不是那種只能看看，自己又不敢輕易放棄的假期，而是已有個人休假權益的切實保障。但可以說，我國法律法規在女性平等權利方面的保護大多仍是原則性的規定，缺少具體的違法后果以及要承擔的責任，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也低到不值一提，很難起到震懾效果。

　　在帶薪休假不敢休，生娃還得看企業臉色的背景下，延長產假，痛經假和月經假，都只是鏡花水月的福利。

　　參考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想有效緩解單位企業用人的性別歧視，需要肉眼可見的激勵和好處，加上容易落實的處罰措施。如對有女性員工放假生育的企業給予稅費減免，或對男女比例不合理的用人單位予以處罰。

　　總之，想從根本上解決就業性別歧視這個問題，顯然首先要明確一點：即給予職場女性照顧是應該的，但不應全由企業買單，否則類似的照顧政策必然難以有效實施。

　　加大對女性權益保護，已是共識。類似強化建章立制的新聞，常能引發眾多關注，月經假、痛經假等頻頻現諸場。這些規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現實中，無論是媒體調查，或是女性自身感受，其落實情況都不甚理想。而類似舉措，卻可能淪為宣示性的“概念牌”，能收得“關愛女性”之名，卻鮮有女性收獲“受到保護”之實二次元人物繪畫男生男生生理期叫啥，具有話題性生理期幾天算正常，卻缺乏可操作性。

　　類似懸空的舉措，通過更具剛性的強制力將其落實，倒也并非不可能男男生子文專業戶，如加強處罰等。但是，這種保護反而可能加劇女性在職場的不利地位，從求職階段就會影響用人單位的性別導向，使女性就業更加困難。這種“好心沒辦好事”的現象，從邏輯上并不難推演出來。

　　事實上生理期幾天算正常，女性保護是個復雜命題，十分考驗立法智慧，要求政策制定層面對復雜的社會結構，對經濟、法律男男生子文專業戶、倫理等不同領域的相互作用反饋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制定罰則明確的禁止性規定是容易的，但往往只是單純將職場壓力加諸女性，將生產的成本壓力轉加諸企業，極其容易就被現實局面所瓦解。對于多方利益纏繞的命題，并非一紙令下就可以條分縷析，相關部門也應當從類似舉措難以落地的現實中有所反思。

　　不妨將禁止性規定，轉為倡導性、鼓勵性規定，如對女性權益保護較為到位企業給予政策有待。而對常見的家庭結構里，女性在職場之外的如育兒等投入，理當納入決策層面，由公共投入加以堅實保障，比如多元的托兒場所、充足的教育資源等。放眼世界，保護女性必然是個系統性的復雜命題，它的實現路徑，必然不只是單向給女性和用人單位加壓，更需要從政府、社會“接過”成本，營造對女性具有善意的大環境。

　　現階段的維護女性權益，或許不只是要考慮用重重措施將女性“保護”起來，加劇她們與社會現實產生齟齬的程度；也當探索用重重措施將女性“托”起來，讓她們在更為平等的起點、更為自然的狀態，追求自我實現。

　　部分資料來源于南周知道，《中國婦幼保健》，葛羅莉亞斯坦能 著：《內在：一本關于自尊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