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若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 老舍在英美的日子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轉自：CCTSS

編者按：今天，為了教育孩子，我下載看了老版《茶館》電影，很是感慨，感動，但愿只是年末的碎碎念吧。把找到的幾篇與老舍先生有關的翻譯論文發在這里，跟讀者朋友分享。——翻譯教學與研究

《駱駝祥子》中潑辣的虎妞，幾乎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網絡圖片/圖）

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老舍因此害了胃病。因為周末留在公寓吃飯，他屢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老舍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二馬》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老舍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

老舍逝世50年后，他的《四世同堂》要更新了。

幾年前，在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發現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譯稿主人是譯者浦愛德。趙武平對英文譯稿進行回譯，譯文十余萬字，將刊登在《收獲》雜志2017年第一期。

這一版本，比1982年馬小彌的譯本更全，也更接近老舍。不過《四世同堂》中文版從未全數發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譯本又略去許多內容，想找到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幾無可能。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幾方消息表明，有多家機構爭取出版結合新譯部分的全本《四世同堂》，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最有希望。

譯稿面世處于一個微妙的時間段——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按照著作權法，2017年1月1日，老舍所有作品都將轉為公版。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不再需要支付版稅。

在《四世同堂》掀起波瀾的同時，方旭排演的話劇《二馬》也在北京上演。過去十年里，“老北京”方旭排演或參與了六部與老舍有關的作品。

1946年，老舍應邀訪美，待了三年多，《四世同堂》在那里完稿，并完成英譯。往前二十多年，1924年，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在英國，他開始寫作生涯，完成了頭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

《二馬》講述老馬、小馬兩個華人在倫敦的境遇。老舍想用這個故事來比較“兩國國民的民族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二馬》也可以視為老舍在倫敦見聞的投射。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倫敦的境遇，對理解老舍顯然必要。193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坦陳：“設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雖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說家。”

老舍與夫人胡絜青、小女兒舒立。（東方IC/圖）

“這不是個農業國！”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蕩幾十天后，舒慶春終于抵達英國。“德萬哈”號客輪停靠在蒂伯里港，乘客們趕著下船，以便盡快奔前程。

外國乘客需要檢驗護照，舒慶春等待了一個半小時。一同從上海過來的乘客，眼疾手快，早已走得零零落落。碼頭到倫敦市區二十多英里，通關后，他還得再坐半小時火車。

車上，他好奇地眺望外頭的英國田園：烏云稠密，底下地形起伏，綠意延綿不絕，偶爾閃過鄉村房舍，間或有牛搖尾巴吃草，并不見莊稼。他暗自感嘆：“這不是個農業國！”

離倫敦越近，鄉村景致越稀薄，房屋變得密集，墻面掛著煙塵，好像被熏過。在坎農街一下火車，他就看見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兩人坐地鐵到利物浦街，把行李交給轉運處，就找地方喝啤酒、吃點心。去了幾個地方，倫敦給他留下最初印象：外面烏黑不起眼，可里面清潔、有秩序。

易文思告訴舒慶春，住處已給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倫敦北郊的幽靜市鎮，合租者是舒慶春好友，作家許地山。舒慶春樂了：“見了他還有什么事做呢，除了說笑話?”

兩年前，在正直的滿族牧師寶廣林影響下，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鄭重啟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來表鏟除社會積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結識了許地山，一見面就覺得“這是個朋友”，同時結識了擔任牧師的羅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學教書，不久因精神崩潰回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在為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講師時，他想到了舒慶春。

舒慶春到達公寓時，許地山就在屋里，正用鋼筆在雜貨鋪賬本上寫字，原來是創作小說。他從美國拿了碩士，剛到倫敦，準備過段時間去牛津大學繼續研究宗教。

接下來近五年，舒慶春要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講師，年薪250英鎊。9月16日，舒慶春收到院長來函，其中列明工作細節，諸如每周最多20小時課程，并應允他可以使用“Colin C. Shu”這個名字。據日本學者日下恒夫考證，Colin是舒慶春的洗禮名，意思是“人民的勝利”。

在倫敦，舒慶春開始了長篇小說創作。過了快兩年，連載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期間，他開始使用筆名老舍。“老舍”和“人民的勝利”，未來會成為這個北京青年的生命關鍵詞，就像這次跨海旅程，艱難顛簸，含笑帶淚。

“可以，往下寫吧！”

老舍，也就是舒慶春、舒柯林，雖做過小學校長、勸學員，但毫不寬裕。他從北京到上海的路費和二等艙船票，都由倫敦傳教會預付。

“有點像咱們八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所有人能走就盡量走，到外面去看看。”方旭揣度。

初到倫敦，老舍與校方和房東都相處得和平，但許地山很快離開，使他的鄉愁愈發濃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開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廣場，那兒離著名的諾丁山和海德公園不遠。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萬哈”號客輪退役，廢鐵賣了2萬英鎊出頭；滿是殖民地豐饒物產的英帝國展覽，繼續于溫布利公園舉行；倫敦市區車水馬龍，銀行、企業總部等高樓大廈集中出現，報業、郵局等公共機構增長迅速。大戰后世道總體和平，但殖民體系逐漸力不從心，經濟持續疲軟，失業率走高。

老舍與英國人克萊門特·埃支頓同租一樓，后者正在東方學院學中文。他和埃支頓互相輔導語言，還幫對方翻譯了《金瓶梅》。埃支頓是牧師的兒子，“一戰”時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業余教員為生，聰明、豪爽、多情。這個譯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寫譯為拉丁文而聞名。

初版扉頁上，埃支頓寫道：“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但老舍對這段經歷長期緘默。據老舍之子舒乙考證，他僅在一次于美國發表的演講中提過這個英譯本，并稱贊《金瓶梅》是“明代最杰出的白話小說”。1954年，老舍更否認自己曾從事過翻譯工作，即便他的譯作有二十五六萬字。

埃支頓交游廣闊，令老舍窺見倫敦底層社會。一位年輕工人，談吐很好，卻時常失業，是個社會主義者。有個可愛的小老頭，通曉好幾門語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們討論東西方哲學，卻只能幫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在樓梯邊的小房間里，老舍真正開始了創作。初寫小說時，他沒信心，給許地山念了幾段。許地山回應：“可以，往下寫吧！”三年間，老舍寫出了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以及部分《二馬》。三部小說，均獲著名的《小說月報》刊載。

1941年，許地山去世，老舍哀痛寫道：“我總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時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25年后，老舍逝世，不知又換來多少同感。

究竟也算上了種族主義的當

1928年，老舍搬進倫敦市區的托林頓廣場14號，寫完了《二馬》。1927年9月底，老舍見到了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

作家張愛玲曾回憶母親朗讀《二馬》的情景：“雜志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老舍后來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

《二馬》寫馬氏父子一年的倫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馬名叫馬威，被老舍當做理想人物寫，還嫌不夠，又添上留學生李子榮，贊其為“心神健全的英雄”。兩人合起來，善于學習，自尊自強，大概是中國的未來希望。

馬威的父親馬則仁是官迷，好面子，總覺得西方“俗氣”。他一出船艙就摔了跟頭,舉止頗有點滑稽，似乎落后于時代，但并不像前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那樣，唯利是圖或渾渾噩噩。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老舍在《我怎樣寫〈二馬〉》中寫道。

父子倆遇到許多文化沖擊，還分頭愛上了房東溫都母女。朝夕相處中，溫都母女也發現，馬氏父子沒殺人放火吃老鼠，還頗惹人喜愛。不消說，愛情終因種族主義成了悲劇。

當時，描寫華人惡棍傅滿洲的小說，已在英美流行多時，續作還不斷誕生。這類夸張角色，在英國文化中并不少見，更加深公眾偏見。

創作談里，老舍寫及英國人對中國的臆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發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后加以主觀的判斷。”

老舍反省，自己做得“雖沒這樣壞，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他描寫的英國人，平素照章辦事，但無端心生惡毒。也寫到不爭氣的同胞，像當眾侮辱小馬的留學生，砸馬家鋪子的群氓。

早期作品中，老舍習慣直接利用人物表達觀點。雖然讀了很多英文小說，并自覺學習英國小說的結構與敘述，他在《二馬》里仍拋開故事疾呼：“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等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中國人！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愿意永遠當狗！”

考慮到老舍在英國的生活，《二馬》或許離他很近。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境差勁，他因此害了胃病。他幾次跟朋友寧恩承講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飯，而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除了埃支頓，他只與幾位華人交好，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在小說里，他描摹過小馬的孤寂：“聽著街上的車聲，圣保羅教堂的鐘聲，他知道還身在最繁華熱鬧的倫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獨身游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群野鳥同居。”

小說寄出不久，老舍與倫敦大學合約期滿，起身赴歐陸游歷。

臨行前，老舍去了趟巴尼特，看望房東姊妹。妹妹正直勤勉，生活負擔重，還要照顧有些精神障礙的姐姐，當時“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老舍拿著校方發的80英鎊路費，在歐洲周游三月，在新加坡執教半年，攢足路費，終于回到故鄉北京——當時已改名北平了。

當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那段英國時光對老舍的影響時，老舍長女舒濟干脆地回答：“造就了一個文學家。”舒濟記得，老舍非常喜歡莎士比亞和但丁。1970年代末，她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整理老舍作品。老舍曾批評自己的許多作品。《老張的哲學》文字“還沒有脫開舊文藝的拘束”；《趙子曰》結構強了，“可文字的討厭與敘述的夸張還是那樣”。《二馬》更豐富，結構與文字都進步了，但沒寫完——原本可能有發生在巴黎的后傳，且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而且人物狹窄，大多是“中等階級”的。

他謙遜地總結：“我的好處——據我自己看——比壞處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評我。”

“你們美軍應該趕快退出中國”

1946年秋天，在紐約附近的藝術家營地雅斗，日本作家石垣綾子見到了老舍。老舍身著西服，系著一條顏色素樸的領帶，“與其說是個作家，不如說更像個教師”。在她眼中，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謹慎，“不是那種在眾人面前喜歡多嘴多舌的人”。

三十多年后，石垣綾子聽說，老舍被恢復名譽后，話劇重新在北京演出，六天的戲票一小時就賣了精光。

1946年3月，老舍與戲劇家曹禺結伴抵達美國。這次旅程由費正清夫婦促成，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一年里，他們結伴游歷美國和加拿大，邊走邊講課。兩人關系很好，經費緊張時合租一塊錢一天的屋子。周六，他們拎一瓶酒回去，喝一會兒就唱京劇。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須生。

因為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出版，成了暢銷書，老舍受到熱烈歡迎。曹禺說，美國人其實普遍不了解中國，從前只知道個孔夫子。

他們體會到美國的先進，也發現它的另一面。他們去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保留地，下車就被一群貧困的印第安孩子圍攏，兜售自制陶器。兩人想在華盛頓請黑人作家吃飯，卻被飯店門上的告示“禁止黑人進餐”擋駕。

有次集會，一個美國人問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老舍一反常態正色回應：“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曹禺也驚訝。

旅途中，老舍抽空去雅斗待了大約三周。每天早晨不到六點半，他就起床打太極拳，過半小時，就去森林中的平房悶頭工作。

他在美國讀了很多書，尤其著迷于描寫美國南方的威廉·福克納。曹禺在一年訪問期滿后回了國，老舍則留在美國寫作，最重要的是寫了《四世同堂》的剩余部分，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

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為《四世同堂》寫過書評，還推薦自己的文學經紀人戴維·勞埃德給老舍，兢兢業業地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權事務。在美國，老舍曾與《駱駝祥子》《離婚》的英譯者伊萬·金打過官司，后者實在喜歡給原作增刪情節。

最新發現的那部分《四世同堂》，就出自這段時光。有陣子，老舍白天與華人譯者郭鏡秋一起重譯《離婚》，晚上與浦愛德一起譯《四世同堂》。浦愛德是傳教士的女兒，在中國出生長大，中文聽說俱佳，卻看不懂。老舍就把小說念給她，由她譯成英文。

問題在于，老舍念小說時，時常隔過幾段。浦愛德的譯稿實際與《四世同堂》原作仍有差異。但在第三部《饑荒》沒有出版單行本，手稿又于“文革”遺失的情況下，由浦愛德譯稿回譯的《饑荒》，可能最為接近原作。

離開雅斗，老舍還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國菜，并親自下廚。石垣綾子記得，1949年6月，天氣很熱，上海剛解放不久。老舍難得地情緒高漲，激動地告訴大家：“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屋里掛著郭沫若手寫的殷墟文字，他就著郭沫若的故事，講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

1948年，周恩來曾指示郭沫若、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藝界人士，聯名寫信邀老舍回國。國民黨方面也勸他赴臺。1949年11月，他回到大陸，在燈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來。

老舍的大女兒舒濟。在方旭的話劇經費產生困難時，舒濟與舒乙解囊相助。（劇組供圖/圖）

筆下凈是“老中國的兒女”

1966年“八二三毆斗”轉天，老舍自沉太平湖。沉湖細節眾說紛紜，有說老舍懷抱《駱駝祥子》或《茶館》手稿，但他的家人否認。

作家汪曾祺與老舍素有往來。在1986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八月驕陽》中，他想象了老舍的最后時光。

“園門口進來一個人。六十七八歲，戴著眼鏡，一身干干凈凈的藏青制服，禮服呢千層底布鞋，拄著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個有身份的人……這人眼神有點直勾勾的，臉上氣色也不大好。不過這年頭，兩眼發直的人多的是。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張長椅旁邊，坐下來，望著湖水。”

十二年后，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送去花圈，致悼詞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不過，火葬場當年直接遺棄了老舍的骨灰，骨灰盒中，據說是鋼筆和眼鏡等遺物。延續老舍生命的，是那些長久流傳的作品。

1980年，經導演陳達介紹，年輕演員斯琴高娃認識了導演凌子風。那時，她剛因處女作《歸心似箭》出名。“你那小媳婦演得不錯，這么著，你就演我的《駱駝祥子》吧。”沒說幾句，凌子風直接邀約。“干嘛逗我玩兒？”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自己嚇得說不出話，只當對方說笑。

沒多久，斯琴高娃去吐魯番拍戲，凌子風電話追到片場：“不能撂挑子，就是你了！”電影《駱駝祥子》反響熱烈。片中潑辣的虎妞，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

凌子風本想同時拍攝老舍描寫女性悲慘命運的中篇《月牙兒》，但上級不松口：“別學日本的《望鄉》，讓年輕人學壞。”1986年上映的電影《月牙兒》中，凌子風擔任了藝術顧問。

到方旭排“老舍三部曲”（《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斯琴高娃成了藝術顧問。合作持續到《二馬》。

方旭和老舍結緣是在2007年。那年，方旭演了《駱駝祥子》片段。當時執導的人藝老導演蘇民，已在2016年8月去世。此后近十年，方旭陸續改編、參與了老舍的五部作品。

演《我這一輩子》時，方旭遇到一樁奇事。頭輪演出，在北京蓬蒿劇場，演到張勛復辟，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滾，把鋪地的那一大塊漿布卷起來，再從中鉆出來。未承想，他發現自己鉆不出去，空氣越來越稀薄。他嚇壞了，唯恐出“舞臺事故”。

最后，他掙扎出去，換身黑警服回到臺上，張口一句“中華民國”。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從哪出來的，又嚇到了。一瞬間，他有了“角色上身”的感覺，那是演員們期待的體驗。往后，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經歷。

《我這一輩子》是出獨角戲，100分鐘全由方旭自己撐。六年里，方旭體驗了60場生死，演得“掏心掏肺”。2016年之后，他不演了，“演不動了”。

最新排的是《二馬》。《二馬》的故事沒那么精彩；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又不復當年那么激烈。方旭無從下手，糾結三個月，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與內地游客的爭端。互不溝通造成的矛盾，近百年后仍在重演。

全劇開始是一陣進行曲，幾個英國人讀報：礦業罷工、倫敦地鐵停運、球員性丑聞……話題突然轉到中國人：“把中國人驅逐出境，還倫敦清凈！”理由似曾相識：中國人出了國什么都搶，箱包、手表、電飯煲、奶粉……后來，有觀眾反映：若不是中國人在演，他們就要直接往臺上扔東西。

“泰晤士河里漂的都是死魚，走在街上我們看不見彼此。我懷念北平，那里天是藍的，空氣清新。”回憶童年的中國生活時，牧師女兒凱瑟琳說道。臺詞聽來不免諷刺。

“這不是老舍原話，但我覺得放在這兒太合適不過，當年英國工業發展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早就看到了，應該有能力回避掉。依然沒有，還是奔那兒去了。”方旭感慨。

在學者趙園看來，《二馬》是老舍“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市民傳統”的發端，這一“老舍主題”，在《離婚》中達到成熟。

趙園的碩士論文《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老舍小說初探》，是老舍研究的經典之作。“他們的生活目的，不在取得沒得到的，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無論智愚賢不肖，他們多半沒有‘非分之想’，不愿也不敢茍取茍得，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知足，與世無爭，是個本本分分的老百姓。”趙園形容老舍筆下那些“老中國的兒女”。

2001年，老舍遺孀胡絜青去世。老舍大女兒舒濟和兒子舒乙，都多年從事老舍作品的研究、整理工作。舒乙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

而今，倫敦圣詹姆斯廣場的那處房屋，已被鑲上示意“名人故居”的藍色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