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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協和醫院

人物小傳

臧美孚，1932年10月出生于河北唐山，祖籍山東煙臺，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教授。1952年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1957年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1982—1983年先后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奧地利薩爾茨堡總醫院進修泌尿外科。1985—1995年任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主任，曾任外科學系副主任。

臧美孚教授擅長泌尿系統疑難復雜疾病的外科治療，在國內較早開展泌尿外科微創手術，在腎上腺外科、腎移植、內鏡手術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各類型腎臟腫瘤尤其是腎癌的治療有獨到之處。曾任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學分會常委，北京醫學會泌尿外科學分會副主任委員，國際泌尿外科學會會員，《中華外科雜志》編委。

1976年被評為抗震救災先進工作者，1977年、1987年先后被評為北京協和醫院先進工作者，1989年被評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教書育人、服務育人先進工作者，2005年獲中央保健工作先進個人榮譽稱號，2013年獲北京協和醫院杰出貢獻獎。

訪談節選

幼時隨父從軍 立志學醫濟世

董琳（以下簡稱董）：臧老師您好，請談談您的童年生活和求學經歷。

臧美孚（以下簡稱臧）：我老家在山東，但是我出生在唐山。我父親是齊魯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那時候在開灤的一個醫院做外科大夫。后來，我們回到了山東黃縣[1]。黃縣有一個美國人辦的教會醫院，叫懷麟醫院[2]，父親在那里工作。我在黃縣崇實學校念小學，一直念到五年級。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懷麟醫院的美國人就撤離了。父親抱著一顆愛國心參加了八路軍，成為一名軍醫。從1943年到1945年，我跟隨父親在膠東抗日根據地生活。那是戰亂的時期，經常反掃蕩，部隊給父親配了一個警衛員和一匹大馬。我記得夜里經常被警衛員叫醒，說是有情況了，日本人要來了，趕緊上馬離開。除了搶救病人以外，父親還經常有一些教學任務。我那時已經上過幾年小學，算是知識分子，就教八路軍練習識字，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不識字。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父親突然得了腦瘤，眼睛看不見了。部隊把他送到北京看病，當時關頌韜[3]說你來得太晚了，怎么不早點來？他也不好說自己是八路軍。回到山東后沒多久，于1946年10月去世，后來軍區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我們兄妹共七人，我排行第六。我大姐叫臧美玲，她在濟南齊魯大學生物系念書，抗日戰爭爆發后成為流亡學生撤退到四川。那時候協和護校也遷到了四川，聶毓禪校長和我大姐說，你來我們這兒讀護校吧，我大姐說她想學醫，聶校長說護校也是大學，就建議她讀護校。后來大姐從協和護校畢業，1947年跟著聶校長回到了北京。

大姐回到北京后在協和工作，后來轉到公共衛生系，跟何觀清[4]他們一起搞結核病防治。她捎信讓我來北京念書，我先到青島補了兩年初中，1949年來到北京，考入了二中。

董：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學醫的，為什么想做醫生？

臧：大概從初中，受父親的影響，我不但想學醫，還希望做個外科大夫。在部隊生活的那三年，我從思想情感方面是貼近人民的。我覺得醫生是一個非常有助于人民的職業，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1952年，我考入了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本科。那時候上海在擴大招生，我們班有100多個學生。學制是五年，前兩年主要是生理生化、胚胎學等基礎課程，到了三四年級，臨床課程就多了，我還是對臨床更感興趣一些。

上醫很多老師、系主任都是從協和來的，像黃家駟[5]就是給我們講胸科的老師。我對考試印象很深，那時候學蘇聯的五分制，三個老師坐在那兒，把學生叫進來，用口試的辦法來考你。上醫的教學方法跟協和很接近，那時候都傳說，協和只要上醫、湘雅的，因為教學制度、實習制度都接近。

畢業分配協和 接受嚴格培訓

董：畢業前想過來協和工作嗎，得知要來協和時內心是什么感受？

臧：因為我大姐在協和工作，所以我讀高中時就來過幾次協和。進到協和是一個很安靜的環境，就有一種敬畏的心理。她住的護士樓那時候還叫哲公樓[6]，有嚴格的制度，男賓是止步的。她們的待遇很高，工資是領美金，所以我經常看完她一出胡同就到德昌厚[7]買吃的。醫院對她們的服務也很好，一個禮拜要穿的制服都燙得平平整整，鞋子有人給擦，就為了讓她們可以全心全意工作。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是國家分配，志愿就填了北京，因為我母親和大姐都在這兒，這兒幾乎算一個家了。沒想到直接就分到了協和，心里很高興。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我做過文體委員，那個年代流行跳交誼舞、集體舞，學生下課以后都愛跳。沒想到來到協和后臨床工作那么忙，我的性格一下全變了，不跳舞了，也不打球了，我就悶在病房里完全忙業務，但也很高興。我們從上醫一起到協和的有八九個人，像貝濂[8]、王姮[9]，有幾個后來離開協和了。

董：與在上海實習過的醫院相比，協和有哪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臧：協和這個環境更封閉，我們開始是24小時負責制，吃飯、睡覺、上班、值班都在醫院里，很少有時間回家。那時候大家稱協和人是協和臉，因為幾乎天天悶在醫院，臉都悶得白白的。做住院大夫期間，哪怕是夜里3點，開醫囑都要親自到病房開，比其他醫院要更嚴格。

協和有嚴格的輪轉制度，幾乎外科每個科室我都轉過。那時候有個印象，協和的實力最強。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經常到宣武醫院去會診，我在骨科輪轉的時候，王桂生[10]帶著宋獻文[11]也到積水潭醫院幫忙，當時協和醫院扶持了很多醫院。早期我們和北大醫院泌尿外科一起查房，相比之下我們更有發言權，因為在協和見的病例多，所以到院外交流是很自信的。

除了門診、手術和每天兩次查房之外，我們還要多抽時間跟病人接觸談話，多半是利用下午的時間，主要還是交流病情。病人是醫生的老師，住院大夫多接觸病人對業務的提高是很有幫助的。

那時候協和醫院的圖書館也很先進，我們經常結合臨床課題到圖書館查閱資料。

董：做住院醫師期間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病例？

臧：我做總住院醫師的時候，有一次內科找我去會診，那時候張孝騫[13]教授是內科主任。病人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腹部脹得很大，內科認為是肝硬化的腹水，做完檢查后發現腹水是尿的成分，最后診斷是一個巨大的腎積水，讓我去做一個腎造瘺。泌尿系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引流，不能有哪個地方不通，不通必然造成遠端的積水。我到了一看，這么大的積水怎么辦，幾乎都積到腹腔里了，下邊就是膀胱。我靈機一動，就把腎盂跟膀胱做一個側側吻合，不用引流，積水進入膀胱他就能尿出來了。當時我跟上級大夫匯報這么處理，他們也覺得很特別。所以也能體現協和學術環境的民主和寬松。

董：協和有許多制度自建院起傳承至今，讓您受益最大的是哪個？

臧：回顧我的外科成長過程，我這一輩子沒有醫療事故，差錯也很少，我覺得是得益于查房制度。因為你事先已經反復考慮到了各種可能，所以在操作過程中就有主動權。

我們那時候除了科內三級查房以外，還有外科主任查房。每次曾憲九[14]主任來查房，大家都跟著，有時候也跟到別的科室去轉一轉。曾主任的特點是啟發性查房，肯定的肯定、肯定的否定，往往對某個病已經得出結論了，他再提出來，假如不是這個病大家又該怎么樣，反向再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重新再考慮。這讓我印象很深。對于臨床上的問題，不是那么簡單的認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查房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醫療質量、減少醫療差錯。

躬耕臨床一線 見證學科發展

董：請談談協和泌尿外科在不同歷史時期臨床工作的重點和特點。

臧：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做完總住院醫師后定到泌尿外科，主要看泌尿外科常見病，包括泌尿系腫瘤、先天性畸形及腎上腺疾病。腎結核也是常見病，假如一個禮拜切除10個腎臟的話，可能8個都是腎結核。那時沒有B超、CT，我們就做尿液分析、逆行造影、靜脈腎盂造影。當時沒有預防結核的藥，一旦確診了都是晚期，一側無功能了，完全是膿腎，所以就做腎切除。幾年下來我們技術熟練到最快用25分鐘就可以完成切皮、切腎、結扎、縫合、縫皮的全流程。

隨著基礎醫學的發展，尤其臨床有了抗結核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結核就很少見了。有一次，一個病人因尿頻尿急在外院始終無法確診是什么泌尿系感染，到我這兒一看，我說要除外結核，因為診斷腎結核有一句經典的話，就是長期膀胱炎、尿里白細胞為主，要想到結核，病人一查果然是結核菌陽性。現在年輕人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個腎結核，都不考慮結核了，但我們那個年代過來的首先警惕的就是結核。

除了腎結核之外，我們在腎上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跟內分泌科合作很密切。我們治療了很多庫欣綜合征，病人從正面看不見他的耳朵、從側面看不見他的鼻子，腹壁有好多紫紋。當時診斷病因是雙側腎上腺皮質增生，手術探查看到兩側腎上腺肥厚，我們一開始先做一側，對側功能還繼續亢進、還是肥胖，又做對側，就考慮切多少，我的經驗是先切一半，再切一半的一半，最后臨床實踐證明切90%才夠。

有一個階段我們把精力放在了腎性高血壓上，一側先天性的腎缺血會引起高血壓，如果看到病人一個腎臟是正常的，對側是個小腎臟、萎縮腎臟，做完腎素測定，把小腎臟切掉后他的血壓就下來了。后來我們發現大動脈炎內膜增厚導致腎動脈入口狹窄，也會引起高血壓，我們就把這個高血壓跟腎病又結合起來，做腎動脈入口的擴張，甚至利用髂動脈一些分支來代替這個狹窄血管，做起了血管外科的一些工作。腎移植我們也做了不少，針對腎性高血壓做自體腎移植，放到自身的髂窩上，可以改善缺血的情況，從而糾正高血壓。1973年，協和泌尿外科成功完成國內第一例親屬活體腎移植。

隨著時代的發展，醫學在進步，病種也在變化。預防醫學、技術進步帶來了臨床的一系列改變，診斷技術要與醫學發展齊頭并進，當然診斷水平、思維方法也要跟上。

董：在疾病治療方面，協和泌尿外科有哪些探索和創新？

臧：從泌尿系的開放性手術過渡到內腔鏡微創手術，首先是從前列腺微創電切開始的。1980年，我們進口了一臺日本的電切鏡，開始開展前列腺電切，這在全國是走在前列的。吳德誠[15]教授負責這個項目，我們舉辦過好幾次全國學習班。那時候電切用的是高頻電刀，切一刀會有很多出血點，所以要求手術要迅速，一般一個小時之內結束。1992年左右，我們又開展了用腹腔鏡做雙側腎上腺切除。

B超在臨床應用后，我們發現早期腎癌并不一定要把腎全部切除，兩公分的腫瘤全腎切除太可惜，我們就開展切腫瘤保腎的手術。后來國外也統一認識了，叫腎臟NSS（Nephron-Sparing Surgery）手術。有一年我參加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時候，講的就是這個題目。

另外，關于腸道在泌尿外科的應用我們也做了一些探索。結核病在泌尿系統發生后，除了膿腎以外，還有一個并發癥是膀胱攣縮。泌尿系統結核在膀胱黏膜潰瘍的結果就是造成膀胱攣縮，致使膀胱容量變得極其小，而且很硬，像乒乓球一樣，所以病人只要一睡覺就完全失禁了，進一步還會引起腎臟功能的損害。我們就用一段腸子把小膀胱接長，做成一個貓尾狀，增加容量，但是有很多并發癥。我們又嘗試把輸尿管接到乙狀結腸，實現尿糞合流；把輸尿管移植到直腸等等。后來技術越來越成熟，最常做的就是膀胱癌病人膀胱全切后用回腸代膀胱，也就是所謂的Bricker手術。

我寫過一篇文章，是關于yin囊旁切口恥骨部分切除來做后尿道狹窄。因為尿道正好穿過骨盆，車禍外傷等導致骨盆骨折后很容易造成后尿道斷裂，引起后尿道狹窄，治療很困難，有的終生就帶造瘺了。后尿道正好在骨盆提肛肌這個位置，但手術很難到達這個地方，難度很大。后來我嘗試從yin囊旁切口，把恥骨劈開后再進去，終于把這個地方找著了，很有成就感。

上世紀70年代，在河北一個農村，娶進來的媳婦都不生孩子，嫁出去的閨女都能生孩子，后來發現這個村里男性不育，原因是該村主要食用棉籽榨成的棉籽油。劉國振[16]教授他們經過研究，發現棉籽油里有棉酚，吃棉酚以后可以造成男性不育。劉教授出去講課提到這個，聯合國也很重視，科里就申請了一個科研題目，研究棉酚對男性不育方面的機理。從男性不育這個角度，協和的男科逐漸發展起來。

年過半百赴美 堅持終身學習

董：請談談從醫生涯中對您影響比較大的老師。

臧：從曾憲九主任那兒我學到了一個傳家寶，就是手術中碰到了大出血該怎么處理。因為我們做腎上腺經常跟下腔靜脈打交道，靜脈破了不像動脈那么容易止住，反而有時候越止越厲害、越夾越破。有一個病人，剛做完二尖瓣手術正在抗凝治療，發現左側腎癌，正好長在腎門的位置。他大概也就50多歲，腫瘤又不大，所以我建議做切腫瘤保腎手術。腎門附近血管很豐富，我手術做得很仔細，做完后止血很好。結果夜里打電話來說病人大出血休克了，我一想就是腎門的問題。到手術室打開一看，滲血起碼有2000毫升。我趕緊用上曾主任的傳家寶，就是壓迫性止血。把出血吸干凈后，我就用凝血紗布往上一蓋，根本不考慮別的，就用大卷的紗布填塞，S狀一層一層摞，完全把出血的地方壓住。病人進手術室的時候已經沒有了血壓，都倒氣兒了，經過搶救、輸血，當天血壓就上來了，第二天完全都清醒了。所以是曾主任的傳家寶救了這個病人一命。

董：請談談您參加醫療隊的經歷。

臧：1966年，河北邢臺地震，因為發生在早上5點鐘，正是人膀胱脹的時候，所以房屋塌下來把很多人的膀胱壓破裂了，出現很多泌尿科的問題。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坐直升飛機，我們把病人抬上直升飛機，送到石家莊。我記得那個直升機聲音很大，從飛機上下來耳朵都是聾的，交接班只看見對方張嘴卻聽不見。

1972年，參加西北醫療隊，去了張掖一年，那是按照六二六指示[17]，把醫療工作放到農村去。到那兒以后，讓我做小隊長，我和四個隊員一起坐拖拉機到一個公社去，開展醫療工作。赤腳醫生在農村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對基礎醫療知識都是清楚的，一般的傷風感冒都能看，大病不得已了才送到縣醫院。我還記得在炕頭上給一個胃潰瘍病人做胃大部切除，吊起蚊帳做出一個手術環境，衛生院幫著給醫療器械消毒，我們自己打麻醉，就那么做了。

我做科主任期間，還參加過西藏醫療隊，到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三個月。我帶了前列腺電切，在那兒做前列腺電切手術，參加查房、會診、講課，最后還帶了一個進修大夫回來。

董：請談談您赴美國和奧地利學習的經歷。

臧：1982年，在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的資助下，我來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泌尿外科進修。當時在美國，我不能跟病人直接接觸，但是可以跟當地的醫生一起進行各種操作，參加他們的查房、手術。當時國內與美國相比，臨床上的差距是比較小的，因為協和的特點是疑難重癥比較多。手術方面我們有些比他們做得多，聽到我們腎上腺手術已經幾百例了，他們也驚嘆。但是檢查手段我們是落后的，他們當時已經用CT診斷，我們還是逆行造影、靜脈腎盂造影。

當時國內剛剛開始做前列腺電切，但他們已經做了二三十年了，我也學到一些診斷和操作方法。另外，他們已經開始做經皮腎鏡、輸尿管鏡。他們的一些診斷方法，比如定位診斷、對一些腫瘤的穿刺比我們先進，尤其是他們用的一種細針，叫fine needle，可以解除解剖上的顧慮。

他們做淋巴清掃對我啟發很大，回國后我就對腎切口進行了改良。過去腎切口很典型，就是腰部切口，改良后經腹部做，可以把腹部的腎蒂、腹主動脈顯露得更清楚，這對于腫瘤的淋巴結清掃是很有幫助的。另外，美國查房的方式對我也很有啟發，他們科室查房時會找放射科、病理科等相關科室共同討論，上級醫師會拿出病理切片讓住院大夫回答病理結果。

在美國待了一年后，1983年4月，我又到了奧地利，在薩爾茨堡總醫院泌尿外科進修了三個月，主要學習的是男科方面。

寄語協和后輩 建設創新強國

董：回顧數十年從醫生涯，您如何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臧：我覺得醫生的確是直接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很好的職業，我在手術臺上從來沒有覺得疲勞過，也從來沒有覺得后悔過，在這個職業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總有成就感。在協和嚴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個病例都是經過很慎重的反復考慮的。我經常跟年輕大夫講，關傷口前要縫好最后一針，為什么呢？比如同樣一個輸尿管接下來，你縫了五六針，這針眼兒的地方要漏，最后一針一定要把周圍再給它覆蓋一層，軟組織再蓋上，它等于就包裹起來了，減少并發癥，所以最后一針很重要。

董：您和愛人都在協和，工作很繁忙，是如何兼顧家庭生活的？

臧：我覺得協和人應該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好好討論一下。作為協和人，奉獻工作是一方面，一定要拿出一定的時間來搞好家庭工作。我覺得我在家庭生活方面、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是比較少的。金老師[18]曾經跟我說，結婚以后很少能夠跟我溝通。她經常舉一個使她很傷心的例子，一天她做好了飯，中午三次出門看我回來沒有，一趟沒有，一趟還沒有，她可能是做了一桌好吃的。等我回來了，她說：我等你半天，你怎么才回來？我就很冷淡地講：做手術能夠半途下來嗎？就這么一句話，她經常作為一個例子來講，我也越想越有道理，成立家庭以后，雙方要互相理解，要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一想。所以我們協和人要拿出一定的時間給家庭，給子女的教育，應該把家庭關系處理好。

董：對年輕后輩和未來協和的發展，您有哪些寄語和期待？

臧：我覺得黨的領導是我們今天取得如此成就的一個重要的根本因素。尤其是現在提出要在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要在世界上起到領先作用，我覺得協和的任務更重了，協和的年輕人應該擔起這個重擔來。過去在我們那個階段，我們總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們想的是國外有什么、怎么能夠及時引進，沒有想我們應該怎么創新。目前的形勢非常好，年輕人要創新，臨床隊伍和科研隊伍要結合起來，我看咱們蓋了一個轉化醫學樓，這很重要，咱們有些東西要領先，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要有根本的突破。

協和是一個寶地，來到這里你自然就應該在你所在的領域起帶頭作用。在協和的這些年，我不管是出國也好，國內同行之間交流也好，討論起任何病種都不陌生，因為協和有豐富的病例資源。現在很多醫院都起來了，但協和提出以疑難重癥和罕見病作為我們的奮斗方向，我覺得這是對的，因為我們一輩子都在解決疑難雜癥問題，很多病人都是看了很多醫院，最后來到了協和。

老一輩協和人都是可親可敬的，作出了無私的奉獻，我們要學習和傳承他們的這種精神。不管是你哪兒畢業的，只要在協和工作了，就應該以協和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協和人。

（本文內容節選自臧美孚教授3次訪談記錄，文中部分照片由臧美孚教授提供。）

注釋

[1]黃縣：現山東煙臺龍口市。

[2]懷麟醫院：20世紀初，美國西差會在山東黃縣設立了基督教團體——浸信會。浸信會在黃縣創辦了三項事業：懷麟醫院、崇實學校、華北浸會神學院。懷麟醫院創建于1902年，英文全稱是Warren Memmorial Hospital，意為紀念懷麟（系美國的捐資人）的醫院，醫院設在原黃縣城關小欒家疃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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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頌韜（1896—1980年），廣東番禺人，著名神經外科學家。

[4]何觀清（1911—1995年），廣東寶安人，著名流行病學專家和公共衛生專家，中國流行病學的先驅者之一。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系主任、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流行病學教研室主任。

[5]黃家駟（1906—1984年），江西玉山人，著名外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協和醫院胸外科主任。

[6]哲公樓：哲公樓落成于1907年，是為了紀念美國捐款人Oliver Jones而命名，1925年因大火拆除后在原址重建，俗稱護士樓。

[7]德昌厚：德昌厚是一家百年老字號食品雜貨店，位于西總布胡同口。

[8]貝濂，1932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內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教授。

[9]王姮，1936年出生，江蘇南通人，著名內分泌學專家，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教授。

[10]王桂生（1912—1991年），河北定興人，著名骨科學家，北京協和醫院骨科教授，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副主任、骨科主任。

[11]宋獻文，天津人，骨科專家，曾任北京積水潭醫院骨腫瘤科主任。

[12]馬海德（1910—1988年），原名喬治·海德姆，性病、麻風病專家，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50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顧問，協助組建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1976年，馬海德確診患有前列腺癌后在協和住院治療。

[13] 張孝騫（1897—1987年），湖南長沙人，中國胃腸病學創始人，著名內科學家，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教授，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學系主任，1955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4]曾憲九（1914—1985年），湖北武昌人，著名外科學家，中國現代基本外科奠基人。1956—1985年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學系主任。

[15]吳德誠（1925—2004年），江蘇常州人，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副主任、泌尿外科主任。

[16]劉國振（1921—2011年），北京人，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外科副主任、泌尿外科專業組長。

[17]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

[18]金老師即臧美孚的愛人金喬。金喬，1935年出生，江蘇蘇州人，著名護理學專家，曾任北京協和醫院護士學校校長。

審核：胡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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